（一）绪言

    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现在致书于全体同志的时候，正是很困难危险的时期--伟大的中国革命遇见了极艰巨的折磨。今年四月间蒋介石在上海发端的反革命政策，如今在武汉政府领域之内继续发展而完成。三个月以前，武汉政府曾经宣布蒋介石是革命叛徒，现在呢！他自己也学了蒋介石的榜样。反革命如今冒国民党之名，甚至于冒“左派”国民党之名，来摧残工农运动。在武汉领域之内如蒋介石之治下是一样的，他们所用的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农民协会被解散被禁止，几百几千的农民运动的指导同志被武汉政府的将领所残杀。农民运动所及的区域，无不受反革命的清乡所蹂躏，工人亦是到处受摧残，他们的武装被解除，他们的工会日兹受着压迫或占领，他们的指导者亦被残杀，工会机关之中到处只见军阀豪绅指派来的走狗，压迫受得尤其严重的便是我们的党。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从反革命的军阀一直到被革命吓慌了的小资产阶级。然而他们现在不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蒋介石所领导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人民之公敌，却称共产党为入民之公敌。国民党现在的领袖汪精卫等，卑劣无耻的叛背了国民党的主义及其习性，接受军阀的命令而与共产党破裂。国民党中央驱逐军队中的共产党党员，我们的党不得不秘密起来，因为反革命派要想完全消灭我们，反革命暂时的得着了胜利，正拿着武装来对付劳动阶级。如果现在所有的工会还没有捣毁净尽，如果工〈农〉运动的革命的指导者还没有完全被杀，如果政府还在宣言保护工农团体，那末，这不过是因为反革命的军阀和国民党的领袖还没有完全集中团聚自己的力量。

    我们要知道，如果群众运动不能够起来坚决的反抗，那末，最近期间白色恐怖决不会灭〔减〕弱，只有越发厉害。我们对于国民政府的“尊重，工农，没有丝毫的幻想！这所谓国民政府是什么？他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了军阀的工具。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汪精卫之类，见着革命发展便吓慌了，宁可背叛国民党的主义，完全走进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派，现时还有些用处，因为革命运动的力量没有完全镇压下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用国民党的这些叛徒，好暂时冒充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的招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其实已经背叛了出卖了革命的国民党之光荣的旗帜。

    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汪精卫，孙科等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既已走到反动方面去，自然不是国民党的代表和领袖，所以一切工人农民都应当知道，最近期间白色恐锋要在汪精卫等叛徒的旗帜之下而实行，而且要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夺去篡窃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扑灭反革命。

    现在的情势是反革命派屠杀工农群众，压迫群众运动，捣乱工农团体，所以中央委员会首先要告诉你们的，便是你们是中国工入阶级的先锋，中国共产党从群众运动里发展成了伟大的力量，在革命斗争的时期，他的作用是绝对的伟大的，现在我们党的作用是更加要大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历次决议，都说党的政策及党的指导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过去中国革命的进程，大半与本党政策有关系的。将来革命的命运在形势变更之后，更加要靠我们党的政策正确，要看我们党对于形势变更之后的职任之履行如何而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近决议，指出我们党的指导做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全党积极的自己批评这些错误而纠正他们。这些错误并不是指各个的偶然的错误而说的，而是说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的规定将来的工作，自然更不能进行革命的斗争，以适应当前的艰巨职任。要纠正错误的方针，必须指明是怎样错误的。应当要使各个党员都得着过去的教训。我们党如果不能纠正指导机关的锚误，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深信本党的生命与力量决不致于怕披露和批评我们的疏忽和缺点，甚至于披露之于我们阶级仇敌之前也无所怕。等共产党的敌入幸灾乐祸好了：让他们去乱叫共产党崩坏好了！这种攻击，是吓不了我们的，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我们党有这种伟大的力量，不但因为我们党的阶级性恍然，而且因为有群众之奋斗，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之奋斗作保证--这些群众是我们党的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上说：“中国共产党英勇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广大的党员群众，艰苦牺牲的在社会下层工农城市贫民之中，实行真正革命的斗争。”我们党的指导机关，却有机会主义的错误，经常的摇动和犹豫，在紧急关头总是没有坚决行动的决心，假的非共产主义的不革命的理论，还有更加不革命的行为，这些情形，不但绝对的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相矛盾，并且和我们党员群众工作相反。

    譬如说：上海，广东，湖南本党普通党员群众都有过伟大的奋斗，屡次光荣的总同盟罢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动--最后今年三月的一次得着了胜利。这些都是光荣的历史，不但在中国史上有无上的光荣，而且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也是如此。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是上海共产党，--无产阶级所写的。

    上海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员指导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性，革命性，阶级意识的坚决和政治意识的高度，甚至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所不能超越的--那些国里的工人革命运动，差不多都有了几十百年的历史呢。中国共产党可以以上海的共产党群众自豪了，上海工人在蒋介石屠杀之后，虽然受着闻所未闻的压迫，许多最好的指导者（如陈延年，赵世炎及其他同志）被杀，一切运动都压迫到非常秘密的地位，然而仍旧继续着斗争，表现不可摧折的伟大力量。广东的共产党员，领导了铁路工人的暴动以反抗李济琛，领导农民群众的武装暴动，能在五县地方继续抗争至两月之久，真正象勇敢坚决牺牲的革命党人，奋斗到最后一点一滴的可能，--这些共产党员真可以做革命形势中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榜样。湖南同志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亦是这样光荣的中国历史的一页。农民协会实际上的政权，是共产党员领导而农民协会所创造的，自动没收大地主，分配土地于乡村贫民，解除豪绅团防的武装，创立武装的农民军，严厉的镇压封建的反动分子，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规模，而且会和国民党下层群众结合革命的联盟--而不是机会主义的联盟--最后，组织农民暴动以反抗长沙的反动政权，（这次暴动如果不是中央党部机关在紧急的关头采取可耻的退让政策，无疑的是胜利的。）--这都是湖南共产党员的努力成绩。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其他各省的共产党员群众，亦是如此。党员群众的行动真正是英勇澈底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要忍受很大的牺牲，但是我们党的群众没有怕牺牲的。中国革命之中，他们的奋斗，使我们的党取得伟大的光荣和作用。党的群众是我们的力量之源泉，有他们的帮助，党的指导机关之错误无论如何大，都是很容易纠正的。固然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摇动犹豫，没有坚决行动的能力，这对于中国民众的革命斗争和共产主义的运动大有损失，然而本党有上海，广东，湖南的经验，决不会因指导机关的错误而陷于败亡。本党一定有这个力量，保证今后有正确的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指导。

    （二）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党的打导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基础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各阶级在每一革命阶段里的作用，以及共产党的作用，正确些说，是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布尔塞维克的马克斯主义的了解。党的指导每当解决这些革命之根本问题的时候，时常在理论上实践上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及列宁对中国革命的估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陷于最庸俗的机会主义。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而有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时，他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现时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阶级要求解除闻所未闻的压迫制度与奴隶制度之争斗，这种奴隶制度正是帝国主义依据中国封建关系以建立其统治之基础。

    如果以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那么，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简直不是布尔塞维克的。共产国际向来反对这一类的观点，认为是最坏的一种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反对以国民革命的职任与阶级斗争的职任相对立的观点，这一类的观点，在西欧各国的极左派及社会民主派之中都有的，其实这是抛弃中国民权革命中之无产阶级领导权，抛弃领导权而争所谓‘劳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实际上要使无产阶级变成‘民生〔主〕营垒’的尾巴”。中国革命中各种社会阶级的作用是怎样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极大部分是依据于中国经济的落后，依据于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遗毒，是外国资本无限的剥削中国民众之最好的依据。帝国主义维持营地主豪绅及封建式的行政机关，封建阶级又在维持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所以非常之明显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在以全力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封建制度破坏，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加以严重的致命的打击；而要破坏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剧烈的土地革命的方法。农民反对地主豪绅及强盗式的政府机关之阶级斗争，是民族的解放运〈动〉之必要条件和不可分离的成份。土地革命愈坚决愈剧烈，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愈多，歼灭地主豪绅的统治愈严厉--则国民运动的规模愈广大，国民运动的胜利愈巩固。

    从别一方面观查，外国资本在经济上勾结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买办）。这一部分资产阶级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之保存与扩大。

    至于所谓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呢？那么，他们是受外国资本的竞争而为其所排挤的一部分中国资本，因此，他〈们〉被逼对于帝国主义实行经济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曾经参加中国的革命，甚至于有一时期曾经做这一运动的领袖。然而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运动，提出革命的阶级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大大的发展，这些情形，使民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改，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今年四月间既受革命运动伟大的规模之恐吓，就要去和帝国主义妥协，他如今和买办阶级，封建大地主相象，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正因为这种情形，更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力争自己真正的阶级要求的斗争，变成民族解放革命所必须的条件。

    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免的使他与帝国主义接触而引起最坚决的冲突，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足以掘断帝国主义经济力量之根源。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闻所未闻，这种情形保证了外国资本在中国取得非常之高的利润。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框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中国工人阶级，则因客观状况的关系，是力争中国民族解决〔放〕之最澈底最坚决最不妥协的阶级。此种情形使中国无产阶级应得民族解放运动中之领导权。可是中国无产阶级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国民族的使命，只有随着力争自己的阶级要求之争斗的发展，就是对外国资本及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而日益实现这个使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议决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承认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完了’，仿佛在上海屠杀之后已经开始了别一种工农的阶级革命--这是不对的”。中国革命现时的危机及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离合的现势，表明并且证明：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澈底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不会和工农群众〈斗争〉的开展，或土地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且能直接发展广大的下层民众的群众运动。

    谁要民族解放革命得到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的压迫，他便应当促进并扩大激厉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他便应当赞助社会斗争，使之进于全体平民革命之新方式。

    至于小资产阶级，则除去少数的反动成份，与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相勾结的成份，其余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亦因自己客观状况的关系都利于革命的阶级运动之胜利，利于城市工人乡村农民之胜利，，自然更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然而小资产阶级必然是动摇犹豫，徘徊于互相斗争的阶级及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这种犹豫与动摇，往往对于革命斗争的出路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但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犹豫的程度，大部分由于革命阶级运动的力量而决定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愈坚决愈剧烈，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革命，则小资产阶级愈能转而左倾，愈能站到革命战线上来，反之，如果革命的阶级及共产党自己也表现动摇不澈底不坚定，则小资产阶级愈加倾向于有产阶级的营垒，反革命的营垒。无产阶级的先锋，除自己的坚定与果决外，没有更真实的领导小资产阶级的方法。

    列宁屡次的说过：“谁要帮助摇动犹豫的入，他自己便应当开始就不摇动不犹豫”。我们应当记着：社会之中既然发生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便无论如何不能有自己的独立的政策；他或者和资产阶级同道，或者和无产阶级同道。无产阶级应当明了小资产阶级的摇动是不可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自己应有坚决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决当前的问题。

    凡此一切，都是对于中国革命中各种动力的估量，足以确定共产党的革命的策略的。然而我们党的指导，在理论上，尤其是实际上，刚刚对于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力量之估量，有一个相反的观点。这就预定了党的指导之机会主义的动摇犹豫政策。中央完全象孟塞维克派似的，将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相对立，彷神认为阶级斗争的开展，足以破坏国民革命，而要想叫全党及工人阶级农民都自己来限制阶级的要求，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地主不用革命的斗争方法。中央在六月十九日的发给上海的信，对于上海斗争的指令说：“中国革命主要特性之一，是反帝国主义。……现在几月忽略反帝工作”。彷神专注意于进攻封建制度，而得不到好的结果。中央骂共产党员走得太远了，要叫本党所领导的革命的农民往后退。这一指令里又说：“一方面反帝国主义运动消沉下去，别方面工农运动发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资产阶级看来是如此。单调的去武装工农没收土地，高叫非资本主义前途等等口号，使小资产阶级怀疑C·P·快要革国民党的命，要进行阶级革命，而不是国民革命”。这样，中央那时认为阶级斗争是一事，国民革命又是一事。这一通信里还说：“小资产阶级看不见没收土地是国民革命的必要前提，以为只有共产党要没收土地，实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加工农的力量。因此，小资产阶级不能不提出这种问题，不能不要求限制工农运动，甚至于与共产党破裂。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能不能完全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呢？如果这样，那就是取消我们的力量，抛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投降蒋介石。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前途。然而能否硬要没收土地，武装工农呢，这个结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灭革命的根据地。如果我们不能用相当的方法渡过这种困难，那就是资产阶级胜利。我们应不应当抛弃没收土地武装工农的政策呢？这当然不好。譬如湖南反许的问题，我们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这是独立的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么，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就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应当我新的道路。经过新的道路来渡过现在所遇的危机与困难，使革命深入广出，而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一指令的结论是：中央叫上海的党部“不要看着国民党运动完全是工人回想”，而要到各阶级中去宣传反对帝国主义；这是说去宣传上海资产阶级，就是实行蒋介石四月十二屠杀的资产阶级，转向帝国主义求妥协的资产阶级。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不革命的非共产主义的方针，足见中央指导机关对于革命的根本问题，对于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性质问题的见解都是错误的。

    中央在这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者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整个儿的革命策略，都是本末例置。中央的这种方针，完全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决议不符，完全和党员群众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农民之斗争不符，

    谁要替这种机会主义辩护，或者主张继续这种机会主义，他便永久和共产主义离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