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他一生著述甚丰，成果至伟。本文从毛泽东同志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的论述，对其外交思想进行粗浅的探析，以此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

    一、 高屋建瓴，立足于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

    客观地分析判断国际形势是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都十分注重对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存在着“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的斗争，故号召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集合在“红色的革命大旗”——第三国际的旗帜之下。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1936年7月，毛泽东通过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公开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强调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 “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一战线。”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根据这样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1937年7、8月间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著作中，提出了“抗日的外交政策”，其要点是：对日绝交；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后来种种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和主张是富有远见的。这些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对外工作思想和方法，不仅使得我党在八年抗战中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而且实际上成为我们党在外交方面的指导思想，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工作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国际形势，制定对外政策时，不仅善于进行矛盾分析，而且善于从不断地分化、组合中的国际政治力量中，揭示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基本力量，形成对外工作的战略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苏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时有不少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持悲观估计，认为“苏美必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以冷静的观察，从分析战后世界矛盾的全局入手，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他认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了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与苏联之间迟早将达成“妥协”，且美、英、法与苏联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又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摆脱几大国之间妥协格局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抓住时机，放手发展，将中国革命推向前进。

    此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他针对当时美国散布的反苏战争的传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点，反映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依据“中间地带”理论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符合当时国际形势的外交战略，这就是：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于包括英、法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当时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此一战略，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又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1974年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已经不再是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而是它们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关于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意义，邓小平同志从理论和战略上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三个世界理论的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