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苑作战中战死的 佟麟阁赵登禹

    第一阶段：从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事变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所以由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重要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阻滞了日军的推进，粉碎了日军３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但是，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所以，尽管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正面战场的战局仍非常不利，先后丢失了华北、华中的大片领土，国民政府亦迁都重庆。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的路线。１９３７年８月下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１０月间，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第二阶段：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是战略相持阶段。

“狼牙山五壮士”中的 葛振林和宋学义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１９３８年９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批判和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在此阶段，日本的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日本侵略军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的斗争，坚决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１９４０年３月，他 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组织伪军，协同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也日渐增长，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三次 反共高潮，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一面抗击日伪军的“大扫荡”，一面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至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枣宜战役中殉国的张自忠将军

    第三阶段：从１９４４年１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战略反攻阶段。

　　１９４４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１９４５年，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主力分散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之中，因此全面反攻的任务，自然地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

1945年9月9日，中国陆军司令何应钦在南京陆军司令部礼堂接受日本侵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递交的投降书。

　　１９４５年５月，苏军攻克柏林，德军正式向盟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１９４５年８月，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胜利，逼近日本本土。８月６日和９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８月８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８月９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９月２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９月９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２２次，重要战役２００余次，大小战斗近２０万次，总计歼灭日军１５０余万人、伪军１１８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１２８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１４６万余人。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白求恩

　　关于八年抗战中国的损失，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沦陷区有２６省１５００余县市，面积６００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２亿人以上。自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３３１万多人，人民伤亡８４２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直接财产损失３１３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２０４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４１．６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１０００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

　　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３５００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５６００余亿美元。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８月１５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３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中国人民政府政务院通告，规定９月３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图为有“抗战文物民间收藏第一人”之誉的樊建川先生收藏的日军侵华罪证。左图是一枚“踩在长城上的日本兵”铜板。它是日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制作的，呈樱花花瓣状，为日军在某些重要场所悬挂用以炫耀武士道精神；右图为当年日本制作的“支那事变纪念”日军军官铜烟盒，烟盒的图案是日军占领北平城后欢呼的场景。

　　【日本战犯笔供】

    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中国中央档案馆首次透过互联网公布了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亲笔供词和相关资料，铃木启久是第一份。其他４４名日本战犯笔供原文及中英译文，将以一天一个的频率密集“上网”，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向世人揭示日本侵华期间的暴行。从笔供内容看，４５名日本战犯在中国犯下的主要罪行包括，策划、推行侵略政策，制造细菌武器、施放毒气，进行人体活体试验，屠杀掠夺资财，毁灭城镇，强征慰安妇、强奸妇女，驱逐和平居民等一系列违反国际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战犯上坂胜说：“我所犯下的罪行比起诉书所提到的还要多，应该说是犯下了滔天罪行。”

　　除了公布４５名战犯的罪行自供笔录,中央档案馆还在着手整理未被判刑的１０１７名日本战犯笔供档案,将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形式公布。这些包含日文原文和中文译文在内的馆藏战犯笔供数量多达近２０万页。中国还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受理中方申报。

　　这是日本战犯铃木启久的部分笔供原文（左图）和铃木启久笔供的中文译文（右图）。此次公布的铃木启久的笔供原文档案共有３８页，笔供当时的中文译文档案共有33页。在“卢沟桥事变”７７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央档案馆从馆藏档案中选取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４５名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词档案，首次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全文公布，以无可辩驳的证据，揭露日本侵华期间犯下的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暴行。新华社发（中央档案馆供图） >>

    新中国成立后，共接管和关押日本侵华战犯１１０９人。１９５６年，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４５名日本侵华战犯提起公诉，所有被告均承认全部起诉事实。　>>

　　【“七三一”部队遗址】

　　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９日，“七三一”部队遗址发掘成果公布 新发现千余战争遗物图为此次勘探与发掘工作的重点区域“四方楼”（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遗址）初步发掘结束后的航拍照片。此次发现的千余件战争遗物包括铁器、玻璃器、铜器、陶瓷等，其中铁器和玻璃器的数量最多。此次发掘过程中，研究人员还找到了日军炸毁“四方楼”的爆破穴点和焚烧罪证的灰坑。据资料记载，为销毁罪证，１９４５年８月日军临撤退前，曾匆忙就近销毁实验设备，并将细菌实验室炸毁。专家认为，爆破穴点和焚烧灰坑的发现，是日本侵略者毁灭犯罪证据的直接证据，是不可多得和无可争辩的第一手例证。 >>

　　日本遗弃在华的大量化武至今仍继续危害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中国已在１７个省市９０余处发现日遗化武。最大的一处埋藏点埋有３３万多枚日遗化武。但迄今安全回收的日遗化武仅５万余枚，销毁约３．８万枚。遗弃化武的危害远大于库存化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