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登上月球去度中秋，那“广寒宫”能否承载得了污秽垃圾的负荷？之所以生出如此联想，缘于《信息时报》的一则报道：中秋团圆月下，不少广州人着实有一些“不雅之举”，诸如随意将鸡骨头、烟头丢入珠江，白云山一夜之间飞来20余吨垃圾等等。
联系近日媒体报道的一些事，如北京一群白领争抢出租车，置怀有8个月身孕的女士于风雨中而不顾，还有人划破别家车并恶作剧地留下“中秋快乐”的“赠语”，以及机动车加塞、行人闯红灯等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不能不慨叹：从社会公德的角度看，我们离文明社会的理想状态还有相当的距离。
不仅如此，人们对待这些现象的态度更令人心情沉重。《信息时报》的报道说，“不雅行为者丝毫不理会记者的拍照”，显然，这些人并未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雅，而“周围游客丝毫不理会周边的不雅”，似乎表明人们对于如此不雅行为早已见怪不怪。
今天，我们越来越重视和强调公民在维护自身权益时所应享有的公民权利，相对而言，对公民在法律、道德层面所应承担的责任则不够明晰。我们知道，权利与义务从来都是相伴而生、互为依存的。进一步说，公民个人的自由是有边界的，其最外围的一个边界是国家法律法规的限制，中间的边界是社会公共道德观念的约束，最靠近人内心的边界则是个人道德良知的自律。这三个边界互相补充，构成了保障社会良性运行的三道防线。
这三道防线对人的控制力量是不同的。第一道防线，人们只要在法律法规明确的最低程度的禁令前止步，就可以避免坐牢、被罚等国家强制手段的制裁；第二道防线，由于往往并不直接与个人人身或财产损失挂钩，主要表现为社会期望与社会舆论的压力，因而需要个人拥有克制之心；第三道防线，既不以法律是否惩处为标准、亦无需以舆论是否褒贬为参照，谨守此律的动力源于个人内心的道德良知。
在公共空间日益扩大的现代社会，法律法规、社会舆论、个体良知共同构成了制约、调节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而普遍的、内化的个体良知于社会良性运行的支撑力量会越来越受人关注。当然，这首先需要我们在法律层面将与社会公德相一致的法律义务具体化，成为可操作的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应大力提倡诚实善良、平等待人、互尊互爱等公共道德规范，引导一种美言德行、遵纪守法者获褒扬、得实惠，鄙辞劣迹、侮纪乱法者受鞭挞、遭惩处的积极的社会风尚。那么，到了培植个体良知的层面，则要将公民道德建设作为社会进步的一项主要指标，在全社会深入持久地开展公民道德教育活动，既注重成年人的言传身教对下一代的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同时也要在学校教育中注入更多的公民道德教育内容，全面提升学生公民道德素养，使良好的个人品德成为年轻人进入社会的立身之本。
“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但愿100多年前梁启超这番教诲，对今天的我们仍然不乏警示之效。（本报评论员
马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