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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状元陈开枝心路历程
  新华网 (2002-04-27 17:40:16) 来源:
 


  上世纪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系统考察了中国扶贫开发工作,随后发表的考察报告《中国:战胜农村贫困》宣布: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贫困人口普遍增加的时候,中国是个例外。中国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中国怎样造就了这个“例外”?
我们访问了“全国扶贫状元”、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在6年时间里,他亲赴广西百色贫困山区30多次开展扶贫工作,他开创的扶贫方式被描述为“广州模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说:“如果陈开枝能到非洲扶贫就好了!”
  陈开枝以独特的方式,实践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诺言,表现了中国人的崇高胸怀。陈开枝所做的一切,小而言之,是帮助了广西百色人民;大而言之,是为中国的扶贫事业树立了榜样。报道扶贫事迹,引导、激励更多的人参与扶贫事业,是我们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义务,也是我们参与扶贫事业的实际行动。
  谨向陈开枝,向所有为中国扶贫事业奋斗的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新华社广东频道记者 钟玉明 王攀

山窝里的村民祖祖辈辈翻山越岭行路难。
寸金寸土种杂粮。
全国扶贫状元陈开枝。
在脱贫的百姓家里品尝年宵。
陈开枝为台湾同胞捐建的小学揭幕。
陈开枝在百色向广州政协香港委员郑柱成夫妇介绍情况。
彭磷基先生在其捐建的祈福学校化学实验室了解教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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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给陈开枝传真了采访提纲,让他作一篇命题作文:《扶贫状元陈开枝心路历程》。

提纲说,一切有利于激励更多的人参与扶贫事业的话题,我们和读者都感兴趣――

“冷漠综合症”越来越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一些人热心于“政绩工程”,一些人凡是无助于自己升官发财的事情一概漠然处之。陈开枝是如何将作为政治任务的扶贫工作变成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世界慈善事业的口号。在我国,如何才能动员更多的人以更大的热情参与扶贫事业?

当初作为广州市副市长负责扶贫工作时,陈开枝是带着广州市财政的扶贫专款奔赴广西的。担任政协主席后,陈开枝开始走上“当代武训”之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募集善款上。他是怎样“化缘”到一笔笔善款? 陈开枝一向很低调。陈开枝只做不说,出门不带记者。发生在遥远、偏僻的广西百色山区的陈开枝扶贫故事,在广东不怎么为人所知。最早、最充分报道陈开枝的,不是广州的媒体,而是广西媒体。新华社采写陈开枝事迹的,不是广东分社记者,而是广西分社记者。

也许是提纲中“激励更多的人参与扶贫事业”这句话起了一定的作用,一向低调的陈开枝,痛快地接受了采访。

陈开枝温和低沉地娓娓而谈:


我对老百姓的心好软的

你们出的这个题目,是要谈人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对待自己,对待群众,对待集体、对待他人,怎么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江总书记经常讲的三句话:我们要经常想一想,干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当官要为人民做点什么,以后留点什么。中国封建社会有几百个皇帝,老百姓还说得出的有几个?相反,一些地位很低微的官员,一个七品芝麻官,说了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就被人们记着。

我多年养成的性格,对老百姓的心是好软的,软得象豆腐一样;但是对那些侵犯老百姓利益的所谓权贵,我也很恨,恨得想跟他们拼了。

从事扶贫事业,需要对劳动人民有爱心才能做下去的,没有爱心他就不能持久。要是只考虑名和利,把这些东西捞足了他就走人的。搞慈善事业确实是一种奉献,不能讲回报。现在的人太现实,做什么事总是要跟后面的回报联系起来,那就很难弄。

现在国家贫困人口,城市有3000多万、农村3000多万,加上残疾人,上亿困难人口,在世界上没法交代啊!我们贫困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不脱贫,你没办法维持长治久安的啊。虽然不是讲绝对平均主义,但如果你是西部地区的书记,来东部看了心里也不舒服,也不平衡啊!

出钱不出力,当不上扶贫状元

我过去从来没听说过“全国扶贫状元”这个名堂。直到接到通知上北京领奖,才知道那是国家一项很正式很严格的评选活动。每年评十个,每个省、每个部委推荐一个候选人。评委要逐个核实情况,筛选出30个,再进行无记名投票。那年,国务院扶贫办、广西自治区都不推自己的干部,推荐我。广东省推荐了一个城市的市委书记,因为那个城市捐的扶贫款多。评委审核后认为,那个城市钱出得是多,但市委书记连扶贫点都没去过。 (记者:该评选纳税市民当扶贫状元。)

人家广西讲,陈开枝是自己拼了命来干啊,我们一定要推荐他。

扶贫过去是政府行为, 现在是我的业余活动

我最早接触扶贫,是1990年广州对口扶贫粤北石灰岩地区,后来中央把对口单位调整为百色地区。作为常务副市长,我具体分工负责扶贫工作。当时决定广东省、广州市和下属区财政各出五千万,分五年给,总共是1.5亿,实施移民工程。在土地富余地区,从农民手里把地买来,开发好,送给移民。我们短短时间里开办了六个移民开发区,都是当年开发,当年建房,当年入住,当年解决温饱。

1998年,我扶贫状元也当上了,也转到政协工作了,市政府分工有人管扶贫了,我可以光荣引退了。我觉得这是一项事业,所以不能退。我已从政府行为转为社会行为,转为献爱心了,是自觉行动了。政协有政协的日常工作。我原来是政府常务副市长,具体办事的。到政协做民主党派工作,方式方法完全不一样,一切都要从头学,也很忙的。到了政协以后,扶贫是业余工作。我扶贫基本上都是用业余时间,去百色大多是周末、节假日。为了争取时间,每次去都要搭早班机,早上五点钟就起来上路。八点来钟到南宁,再坐五六个小时的车到扶贫点去。第二天赶晚上最后一班机回广州。

(记者:你这扶贫状元还要加个定语,叫做业余扶贫状元。)

我不愿意让中央失望

(记者:为群众办事,有很多途径。就算是扶贫,也有很多方式,为什么要选择到广西百色那么偏远的地方?光是舟车劳顿都让人受不了。)

确实是这样。首先这是中央给的任务,我们不愿意在让中央失望。我们现在搞扶贫就是在实践小平同志的理论,按照党中央的扶贫攻坚部署,表示我们对党中央决策的一种态度,对小平理论的态度。 我也是贫苦出身,也受过饥荒讨过饭。但到了百色山区,才知道什么叫贫困。我确实被震撼了。说实话,我前八次去的时候,看到一家就哭一次,每进一村都要流泪。百色地区365万人口,100万人没路走,80万人没水吃,60万人不能解决温饱,15万人住在不能生存的地方。滴水贵如油,农民在石头缝里种粮食。我在山路上遇到一个青年军人挑水,我随口说“做好事啊?”,他说,不是做好事,我回来休假,今天去相亲。女方父母喜欢我,送我一担水让我挑回家。

共产党领导群众干革命,不是要这样的结果!

 (记者:说到底,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

对,我们为人民谋利益就是实现人权。提高老百姓的生存质量,这是最大的人权。

但是,你不能用恩赐的观点去扶贫。贫穷不是他们的错。一个地方干部讲,我们对党中央的政策没什么意见,我们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投胎投错了地方,为什么当初不到东部投胎。所以我们扶贫要充满感情,一点一点去帮人家,决不能搞嗟来之食啊。不能看他们很落后,就瞧不起人家。

陈开枝不愿意被糊弄

(记者:当初,你为什么会跑到些山沟沟去?)

很多山沟,在我之前,当地的领导也没去过。

(记者:那你为什么会去?支票放下你就好走了嘛。)

这不符合我的性格。我干活都要问个究竟。我讲了一定要去最困难的地方。很久以前人家就讲“陈开枝是很难糊弄的”,我不想被糊弄。我管了八年广东绿化,创下了“陈开枝工作法”。绿化检查验收,空中直升机看完,再派四个工作组实地检查。总共多少个县,好中差排队,抽签,各抽一个县。每个县再排队,好中差的乡镇,这样一直抽到村。上山也不走直线,绕上去。骗不倒陈开枝。

(记者:或者说,陈开枝不愿意受骗。当领导干部的,都是见多识广的聪明人,恐怕不是能不能被骗倒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被骗,愿不愿意互相骗骗吧?)

力不到不为财

现在很多扶贫事情,都是喊得多,真正动手做的少。或者给一点钱,表个心意就算了。百色有人说是“照了相就走,放下钱就撤。” 以前也扶贫啊,一到过年走个形式发个东西,发个棉胎,给点钱给几辆车,没有人亲自去干,不解决问题。

(记者:愿意出钱,不愿意出力。)

不能这样。我们直接到扶贫点去,亲自规划,亲自算帐,亲自落实。百色这几年变化在全国是最明显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新方法新思路,踏踏实实干就是了。

广州有句话,叫做“力不到不为财”,不亲力亲为,做不成事。越是贫困地区,干部作风不深入就越完蛋。那些地方不能失败了。失败不起了。扶贫扶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钱,再失败,对双方都是件伤心的事情。出钱的人也没信心了,贫困地区人民也没信心了。那我们共产党员的形象就彻底毁了。

现在为什么“广州模式”获得全国肯定?联合国扶贫开发署官员亲自到我们的扶贫点来看过,说陈开枝到非洲扶贫就好了,那里很多扶贫官员贪污。

(记者:即使不贪污,胡乱把扶贫款丢掉也够呛。)

现在百色的干部有了一股好作风了。这几年为什么百色成绩比较大,百色成了广西先进单位,最主要就是作风改变了。比如修路,广东修条路,造价动不动就是上千万一公里。在百色,我们只能给3万元一公里。广东省一位副省长说,如果在广东,3万块钱,修一公里路的饮料钱都不够。当地干部每人包一段,住在工地上。

一块肉,三只粽,移民过年的佳肴。

《小草》是我的人生主题歌

 我到哪个场合唱歌都是唱《小草》。还是1979年受到一个战斗英雄的影响。史光柱,对越反击战一级战斗英雄。他到广州作报告,每次散会我都要派个面包车帮他拉鲜花。每次报告结束时他都要唱《小草》。那时我三十多岁,他二十五岁。我跟他谈:报告过后,很快英雄就要转入平淡生活,你眼睛都打瞎了,将来怎么生活。他就讲小草在石头缝里都能生存,体现了奉献的精神和拼搏的精神。

从此以后,它也是我人生的主题歌。我自己永远都把《小草》定为人生的主题歌。

一些人变好、变坏, 就是从对群众的态度变化开始的

人的共性就是讲人性,讲爱心,讲仁爱,互相关爱,互相同情,否则你连动物都不如。我的观点就是检验一个人的标准就是看他对群众的态度,看他对广大草根阶层的态度。一些人变好、变坏,就是从对群众的态度变化开始的。如果他对群众的死活漠不关心,他已经把自己摆在群众对立面。 

我心态很好,倒头三分钟就睡着

如果从名和利来考虑,干一点事别人没承认,就感觉吃亏,一表扬就飘飘然,那他做事不可能好。我只追求过程的完美,不一定要人承认。我干了十分,社会承认三分我就满足了,绝不会干了五分要十分回报。没有私心地做,干好干坏由人说。我心态很好。心不累。

(记者:多干活是累不死人的,只有愁死人。)

对。有人问我为什么身体这么好,我说我就是心态好。受了批评也好,不要紧张嘛。
我睡觉睡得好。我晚上回家,先问老婆:你有没有事情要跟我说,有,就趁我还站着的时候说;没有,我就睡了。我倒下三分钟就睡着,一点负担都没有。我不知道什么叫失眠。

(记者: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心事太重,压力太大。世界上还有国际睡眠日。)
怎么会睡不着?我执着于工作的结果,不是对我个人的结果,而是对社会的结果,对群众的结果,一有点空就去完成它。人生要有目标,但这个目标不是和人生挂钩,而是和事业挂钩,跟社会挂钩。自己干得很累,也觉得应该的。一件事情完了,接着干另一件。

我是“现代武训”,四处要饭

1.5亿元是搞移民开发,是政府那边负责的,现在已经完成了。现在是搞干部培训、劳务输出,还有一些经济协作。我花最大力气的是搞教育,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完全是陈开枝拉钱拉赞助。原先目标是搞50间学校,结果搞了100间,还在继续搞。
我要做当代武训啊,到处要饭。百色我去了30多次。每次去都不会一个人去,都拉一批人跟着我去。

到了政协以后,参加港澳小组讨论,谈国情,讲西部困难状况,委员们就要求带他们去看看。他们跟着我,先去看贫困村。他们思想上引起共鸣,就好办了。第一次带了二三十个港澳委员去。出发前他们凑了100多万元。到了百色后,就坐不住了,要办点事了。房地产商彭磷基在那里建了两所小学,还捐了1800万,建了百色地区最好的高中。港澳委员郑柱成办了三批少数民族班,培训了250多人。由当地组织部门负责审核,学员不能是干部子弟,要真正是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子弟。我每次去都要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

移民开展多种经营,养殖蜗牛,发家致富。
你去百色一次,我出一万元


委员们都要支持陈开枝的事业。他看到我确实是认真地做事。有个委员说,我也没有多少钱,我奖励你,你去一次我给一万元,随便你怎么花。正好,有个县通电视还差13万元,我就对那位委员说,我已经去过13次了,你这13万元正合适。企业家们说,人家陈开枝六十岁的人了,为国家为人民这么辛苦,我们赚了钱,何必把钱看那么重?彭磷基几次在百色说:我是学习陈开枝的精神来的,我是受陈开枝感动来。
捐了钱的企业家肯定都去过百色,看过困难,看过我怎么做。有些捐了一次还要捐第二次。

捐小钱,看到大结果

彭磷基说:捐几百万,做成那么多事情。在珠江三角洲,我捐了几千万,建几个教室,也没弄这么好。

一定要对别人负责,要有结果。彭磷基的钱到了政协财务帐上,我们给他操作,严密监督。为什么扶贫工程有些搞得不好?他只是去收钱,钱怎么用,监督力度不够。我们一个一个项目跟进。每个进度遇到什么问题,逐个解决,对捐赠者高度负责。这样才能有成效。企业家看别人捐几十万出那么好的效果,自己也要捐。

去年有两位港澳委员到广州视察,说是听说了我的扶贫事迹很感动,给我100万元,办两个学校。他很大方,让我愿怎么弄就怎么弄。

(记者:人家信任你才这么大方。这是人格的力量。别人信任你,看着你放心,知道钱到了你手里会有结果。)

是的,我们有专门帐户,有专门人管,然后招标,把进度向捐款人汇报,请他们来看结果。人家一看就高兴了,这里最实际最见效,我当然愿意给你钱了。我们这里搞了很多办法监管,我常说,你不要给我搞出个豆腐渣工程来给我看啊。 扶贫大钱也要小钱也要

有一个孤儿,养父养到小学毕业,没钱供了。有人给他出主意,给我写信。收到信,刚好一个房地产商来请我去工地视察。

我就把信给他,跟他说:你给我三千块钱,我每年替你寄去,他就可以念完中学了。他就赶紧叫秘书给了我三千现金。有一个武警退伍战士,本来是可以广东找个保安职位的。他说是要学习我,回家乡改变面貌。他为了给村里修电视天线,要1.2万元,筹了8个月,筹到8千5,还差3千。走投无路了,刚好一个港澳委员来汇报工作,要请我到中国大酒店吃饭。

(记者:你让把钱给你算了。)

我说,我们随便找个小饭店吃点,少点两个菜,把这件事办了。结果他说,给5千吧,万一哪里出点岔子超支又办不成了。

我经常把这样的信带在身上。

广州人少喝一餐茶,可以帮百色孩子交一年学费

几百元对很多广州人来说都不算什么事,可在贫困地区,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有的人,只要几百块钱,就可以读完初中。有了文化,很可能人生就是另一番天地。广州人少喝一餐茶,少喝一杯咖啡,就可以帮助很多人。

(记者:最近广州的慈善医院,募捐就不太容易。有人指责说是“社会冷漠症”。)

怎么发动社会扶贫,这个工作做得不好。扶贫济困本来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发动不起来,越弄越难呢?有多方面原因。一是领导对这方面事情重视不够。有些领导不断地强调抓大事抓大事,没想到这些思想意识的培养也是民族发展的根本大事。有些人总考虑快点弄几个项目作我的标记。形象工程很快见效。

(记者:扶贫是见不到效的,市民也不会跟你到穷山沟色去看去。)

那么大的国家,搞市场经济,困难群体总是存在的。广州人丢弃的衣服,洗干净送到贫困地区,还是好东西,可是这需要有人来组织。

很多人愿意做善事也没有地方做。象广州媒体公布了奖几次“苦儿”名单,半天就给市民认养完了。关键是有人去把这样的孩子找出来,公布出来,把捐款送到他们手上。这个桥梁需要有人做起来。需要有人来组织发动。一方面要培养爱心,一方面爱心的表达要有个渠道。

(记者:是社会冷漠症还是官场冷漠症?)

宣传氛围问题。社会很多人为扶贫出了力,你表扬人家一下,在社会上公认一下。有关部门自己不深入去做,又不组织去做,别人做了又不表扬人家。港澳、海外很多人出了力。扶贫要放在整个民族生存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要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弘扬这种精神,让群众不断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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