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月27日起出任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王娇萍就处于连轴转的状态。见到她的时候，王娇萍刚刚结束了一个关于2019年发展的社内会议。“昨晚就睡了几个小时。”王娇萍说，然而她的脸上却看不出一丝倦容，状态依旧饱满。

    这可能是多年来习惯了高强度工作的结果。在来到中国工人出版社之前，王娇萍有着一份漂亮的工作履历——从最初入职工人日报社任工会工作部助理编辑，到工人日报社副总编辑，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副主任，王娇萍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在每个职位上都做得有声有色。

    接任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对王娇萍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传媒与出版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然而在王娇萍看来，曾经的职业经历与现在从事的工作，目标都一样——为中国广大职工和各级工会服务。而她媒体人的身份，也将为中国工人出版社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红色传承，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佳

    创立于1949年的中国工人出版社有着光荣的历史，曾在上世纪50年代初引领了红色经典出版的先河。研究社史，王娇萍对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发展有着更深的认识：“中国工人出版社是一家有着纯正红色血统、光荣历史传承的出版社。更重要的是，它在诞生之初就奠定了独一无二的身份——真正属于职工和工会的出版社。”

    王娇萍此言非虚，作为全国总工会所属的国家级综合性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即将迎来70岁生日。70年来，中国工人出版社站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的立场从来没有变过，这让它在全国500多家出版社当中独具特色。

    目前，中国工人出版社有三大分社：工会和劳动关系分社、职工教育分社和社科文艺分社。其中，工会和劳动关系分社出版的图书以服务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组织为主，致力于打造定位精准的工会工作和劳动关系领域理论著作及实务用书，如最近就独家出版了“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学习辅导丛书”；而职工教育分社则立足全国4亿职工，以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为己任，面向广大企业和职工出版各类职业技术、综合素质、企业管理、文化建设等书籍。

    在王娇萍看来，这两个分社体现了中国工人出版社以“工”字号为先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对于这两个分社的出版路线，王娇萍认为必须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彰显好党的政策与主张，传达好全国总工会的精神与要求。王娇萍也坦言，虽然两个分社有些主题出版物由于受众较小，不太可能成为所谓的“爆款”，“但若这本书对于工会工作、职工权益维护有益，就是赔钱我们也要出，这是我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甚至是政治责任”。

    而要完成这些任务，王娇萍觉得扩大自身影响必不可少。社科文艺分社就承担了中国工人出版社在社会上“刷”存在感的使命。这两年，中国工人出版社社科文艺分社也做出了自己的特色，比如推理小说类和历史类书籍等。而在社科领域，中国工人出版社也网罗了众多领域专家，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等。

    目前中国工人出版社3个分社齐头并进，在“工”字号出版领域和大众读物市场绽放光彩。当谈到如何平衡出版物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让3个分社各展所长时，王娇萍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强调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经济效益。一本书若没有社会效益，便不可能有经济效益。同理，如果一本书没有经济效益的支撑，那么它的社会效益也会大打折扣。所以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我相信，一本有很好社会效益选题的图书，如果得到有力的宣传与推广，就会如虎添翼。”

    两大“宝藏”，职工书屋与《中国工人》是发展两翼

    来到中国工人出版社后，除了底蕴深厚的出版资源外，另一个让王娇萍看重的就是职工书屋。

    2008年，全国总工会启动了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程，并在中国工人出版社设立职工书屋图书配送中心。一晃10年过去了，职工书屋已发展到10万家，辐射职工6000万人以上，在满足全国职工阅读需求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在王娇萍看来，职工书屋让中国工人出版社站在了国家倡导全民阅读政策的风口；而人们对于经典阅读的回归，对高层次精神食粮的追求，也为职工书屋发展提供了沃土。

    对于职工书屋的发展，王娇萍觉得除了扩大规模，继续发挥其作为职工精神文化家园的作用外，还需要在管理理念上进行创新。“职工书屋发展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在阅读上，我们在丰富阅读资源特别是提供正能量的阅读资源上必须发挥引领作用，同时要在载体、形式上大胆创新。”王娇萍说。

    这种载体、形式上的创新，最大的潜力源于互联网的赋能。据王娇萍介绍，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建成3年来，已实现从PC端到微信端的全覆盖，600余万职工受益。电子职工书屋解决了部分单位物理空间的局限，也便于职工碎片化时间的利用，让阅读无处不在。对此，出版社将持续加大投入，对阅读系统特别是大数据智能推送等方面作进一步升级，以优化阅读体验，让职工书屋变得更有黏性。

    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优势，王娇萍希望职工书屋特别是电子职工书屋进一步强化社交属性：“比如，我们可以在电子职工书屋的社区开展各式各样的阅读活动，通过社区的组织和互动功能，让各类信息流动起来，让读书活动活跃起来。”

    王娇萍这种带有互联网思维的布局，不仅表现在强化职工书屋的精细管理上，还体现在由中国工人出版社主办的《中国工人》杂志上。在王娇萍看来，这本创刊于1924年，记录和见证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工人运动史和工会工作发展历程的杂志，是出版社的又一个财富。

    “它不仅提高了出版社的政治规格，而且强化了出版社的媒体功能，这种媒体属性不仅有助于出版社更好承担起作为意识形态阵地的政治责任，也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对于《中国工人》这个金字招牌，王娇萍希望它在延续原有精神的基础上，融入当下的互联网环境。

    基于这样的思路，《中国工人》在制作中国工会十七大特刊时，在杂志上大胆使用音频朗诵、增强现实（AR）技术等手段，极大地丰富了杂志的宣传形式及内容。“比如在AR应用上，扫描杂志提供的二维码，就会跳出一个工人的卡通形象，中国工会十七大代表就可以与之合影并打call，互动感十足。”

    带有媒体属性的发展思路，让中国工人出版社这两大“宝藏”具备了更大的发展潜力。但在王娇萍看来，这只是初级层面的整合，理想的状态是职工书屋与《中国工人》为出版社发展插上两翼，最终要让图书出版、职工书屋和《中国工人》三大板块实现深层次的互联互通互动，真正做到融合发展。王娇萍举例道，比如通过职工书屋活动的大数据采集分析，精准掌握职工的阅读需求，再将其转化为出版选题，还可以在读者中培养挖掘作者；而《中国工人》不仅为出版社各大业务板块提供宣传平台，还可以从中打捞各类市场需求，形成良性互动。

    按照出版企业规律行事，走稳品牌打造路

    整合资源必须有一个强有力且有序的管理支撑，对此王娇萍的思路很明确：遵循两个规律行事，即文化出版规律和企业运营规律。“在坚持社会效益为先的背景下，如果要想在经济产出上达到企业单位的要求，就必须在管理上锐意创新。”

    她认为，出版企业运行机制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激励机制不断健全的过程。“完善制度后，还要形成强有力的执行力，确保决策和制度不折不扣落实。”王娇萍补充道。

    目前，出版社正在酝酿从组织架构到岗位设置、从薪酬管理到激励机制的全方位改革。“改革必然涉及利益的调整，必须经历阵痛。当然，要事妥办，在启动之前，要尽可能做到精密设计、科学论证，这样才能确保改革稳妥推进。”在王娇萍的构想中，通过改革，中国工人出版社未来的组织架构会更加合理，业务板块会更加明晰，岗位分工会更加科学，薪酬待遇会更加公平，从而为激发全社职工的动力活力提供持久的制度支撑。

    在一再强调出版社在业务上必须遵循文化服务工作规律，勇担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同时，王娇萍对于出版社如何在运营管理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一直有着强烈的期待，尤其是切实增强营销意识，提升营销能力，将出版社各项优势资源彰显出来，共同擦亮出版社的品牌。不过她也坦言，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今年10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在中国工会十七大上的成功服务给了王娇萍很多启示：“我们不再简单地摆一个书摊，而是主动地为代表服务。比如代表想看书，我们就送书到房间；个别代表没买到首日封，我们就自费送他们几个留作纪念。这些细节为出版社赢得好口碑。这就是一种服务思维的转变。”

    “总之，我们必须做好基础服务，有了过硬的积累，站在一个合适的风口上，品牌就能立起来。”王娇萍说。（张君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