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冲在一线,记录真实、鲜活的瞬间已经成为居杨的职业状态。她说:“影像由心而来——这是摄影的态度”

　　▲2008年5月,居杨在汶川地震救灾一线采访。

　　◤2016年8月,居杨来到青藏高原深处海拔3500米的甘孜监狱采访,为克服高原反应,她边吸氧边坚持工作。

　　一扇窗、一缕风、一束光、一杯茶……采访居杨是在这样甜美惬意的午后开始的。

　　她,眉梢眼角藏秀气,声音笑貌露温柔。

　　谈及梦想,目光坚定,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我就是喜欢摄影”,她用一部部相机,一卷卷胶片,一张张带有故事的照片编织着心中的梦。

　　谈及工作,表情认真,微笑的脸上多了一份严肃,“我是一名摄影记者,我要对作品及拍摄对象负责”,她用心中的热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记者的责任和担当诠释的淋漓尽致。

　　她说话语调不高,但看似平和的言语中透着无比地坚定,她那惊心动魄枪口脱险、深入一线直冲向前的采访经历和午后安静舒适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她的故事让我震惊,她的执着让我敬佩。

　　八年坚守

　　用镜头诠释记者的责任和担当

　　1991年,学习新闻摄影的居杨到《法制日报》摄影部实习,结束后一心渴望留下的居杨却被时任摄影部主任王毅拒绝了。王毅告诉她,拍摄法制新闻图片,要经常去危险和艰苦的地方,女孩子从事这行不方便。

　　这一拒绝,并没有让怀揣摄影记者梦想的居杨失去信心,她一边在《法制日报》广告部努力工作,一边等待合适机会。终于在1995年,听说摄影部缺人后,居杨毛遂自荐如愿以偿来到了摄影部,虽然只是试用,但居杨很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全身心投入这项工作。

　　由于新手废片较多,居杨经常自掏腰包买胶卷,白天拍摄结束便到单位加班自己冲洗,夏天,暗房里温度达到40多摄氏度,居杨不怕吃苦,从不抱怨,就这样顶着显影液、定影液那股强烈的酸碱味,经常忙到大半夜。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自身的勤奋努力下,居杨正式成为了《法制日报》摄影部的第一位女摄影记者,从此开启了职业生涯道路。

　　摄影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一种爱好,但对居杨来说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态度,一种责任,一种担当。

　　在居杨的电脑中,有这样一张照片:一个小孩儿的特写,侧脸,裸身坐着,黑白的底色掩盖不住他浑身的伤痕,左眉已看不清,鼻子明显少了一块儿,嘴巴凸起受伤严重,脖子往下大面积结痂伤口清晰可见,从头到身没有一处完好,而照片中,那双忧伤又渴望的眼神让人看着揪心……

　　这个男孩就是居杨拍的第一个摄影专题《丢丢的故事》主人翁丢丢,一个被吸毒母亲抵押给其他吸毒者的3岁男孩,而丢丢浑身的伤正是这些人吸毒失控后殴打、虐待、被烟头所烫而成。

　　居杨第一次看到丢丢是在1997年夏天,北京警方从吸毒者手中解救的一个孩子,居杨来到医院,准备按惯例完成拍摄任务,但当她看到遍体鳞伤的丢丢时,女性的本能和记者的责任感让她再也放不下这个孩子。从1997年夏天到2004年底,拍摄持续了8年时间,而实际上对丢丢的关心与呵护在她的心里一直持续着。

　　1997年的整个夏天,居杨都把自己泡在医院里,抓住受重伤的丢丢仅有的清醒时间见缝插针进行拍摄。

　　两个月后,摄影报道《丢丢的故事》又叫《救救孩子》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我最初的想法就是想把片子好好拍一拍,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帮助这个孩子,但刊发后所产生的影响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办公室的电话都被打爆了,三天共收到包括新加坡、美国等海内外捐款5万多元,许多人还希望收养这个孩子。”

　　随后,《丢丢的故事》作为全国最早对毒品危害进行深度挖掘的报道之一,在“98禁毒展”中展出,每天观展的队伍能从军事博物馆排到玉渊潭公园,而《丢丢的故事》的展板因挤压被更换多次。这次展览,使丢丢成为全国禁毒宣传的典型人物。这样的结果,让居杨第一次感受到影像的力量,也感受到作为记者身上的责任感。

　　第二年,解除劳动教养的母亲表示悔过,希望自己带丢丢生活,看着丢丢和母亲一秒融化的隔阂,居杨明白了什么叫血浓于水,抱着让母子团聚,忘记过去,重新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居杨决定放弃报道,从丢丢的生活中悄悄地退了出来。

　　然而,好景不长。

　　2004年,正在全国两会现场采访的居杨接到了丢丢舅舅的电话,得知丢丢母亲再次复吸已将他扔家四年,“因太穷,实在养不起了,想找人收养……”

　　听到这里,居杨心情沉重。

　　在去见丢丢的火车上,居杨忍不住流下眼泪,她怎么也想不到曾经带着祝福送走的丢丢,如今竟是这样的结果。

　　之后的五个月内,居杨四次往返丢丢老家,采写了《哪里是我温暖的家》等9篇摄影报道、通讯、消息,《法制日报》开辟了专栏,设立账号,由专人负责接收捐款。

　　同时,为了丢丢今后的归属,“我变成了一个上了发条的志愿者,想方设法求助寻找儿童基金会、国家禁毒委、当地政府等多个部门。”最终在居杨的努力下,丢丢摆脱了吸毒母亲,在新家庭重新开始了生活。

　　通过《丢丢的故事》,居杨全方位展示了孩子的悲惨遭遇:遍体鳞伤眼神忧郁的丢丢、与母亲冷漠对视的丢丢、和母亲回家脸上洋溢幸福笑容的丢丢、再次被母亲抛弃满脸泪痕的丢丢、被舅舅殴打躺地痛苦的丢丢、面对抉择遥望远方沉痛苦涩的丢丢……

　　居杨用镜头来讲述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感情和心境阅历。8年的时间,丢丢在不断长大,居杨也在不断成长,但她始终不忘王毅老师的教诲:努力让自己的照片说话,让读者从照片中看到想要表现的内容。

　　出生入死

　　用生命记录金三角的难忘瞬间

　　居杨说:“影像由心而来——这是摄影的态度”,正是始终坚守这份态度,在新闻战线工作20余年来,她用心拍出的诸如《丢丢的故事》《金三角禁种罂粟纪实》《重刑犯》等一部又一部脍炙人口的好作品,让居杨脱颖而出,屡获殊荣:第八届长江奖、摄影艺术个人最高成就奖“金像奖”、摄影记者最高奖“金眼奖”、第四届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以及多个全国性的新闻大奖等。

　　然而,光环的背后是她一次次独身一人出生入死深入一线逼近新闻现场的经历和坚守信念、勇于奉献的职业操守。

　　金三角,世界著名毒源地,长期以来军事割据,战乱不断,制毒点都隐藏在密林中,常年战乱使人们对外界充满警觉。这里鱼龙混杂,暗流涌动,想在这里采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因为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杀身之祸。

　　即便这样,居杨仍旧冒着生命危险分别在2002年和2006年三次深入“金三角”,对当地军事首领、毒枭、士兵和罂粟种植户、吸毒者等进行面对面采访。

　　“这始终是一个令我怦然心动的题材”,每每翻阅当时的采访日记和长期搜集的数十万字相关资料时,居杨仿佛又回到了缅北高原烽烟四起的崇山峻岭之间。

　　2002年,中国与缅甸、泰国联合开展大规模扫毒行动,当年6月,金三角地方武装势力的一支——果敢,宣布禁种罂粟。这次联合采访中,居杨捕捉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照片,世代以种植罂粟为生的人们亲手点起大火焚烧毒品、原本公开的毒品遭到禁卖、毒贩被几十斤重的铁链锁住甚至投入地牢、曾不可一世的大毒枭纷纷落马……

　　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一个事实让居杨震惊,她发现当地依然处在刀耕火种生产方式中的烟农的茫然无知,连年的战乱使他们处在贫困和封闭之中,毒品对于他们就是为“活下去”换取大米、盐巴、辣子的希望,或许还是唯一的药品。

　　第一次直观认识金三角的居杨,无法像结束其他采访一样放下金三角,一名记者的使命感促使她再次拿起相机在罂粟花开和禁种后大面积饥荒、疟疾盛行的季节两度深入金三角。

　　但,这次的采访远比之前更困难、更危险。

　　令人头痛的雨季使原本崎岖的山路更加难走,六七十公里要走上10多个小时,与山体滑坡擦肩而过,原始森林中无孔不入的蚊虫以及暴晒在陡峭山崖上的下午,这些行走中的困难与当地的安全问题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

　　居杨到当地的老街采访,这里曾是金三角最大的毒品集散地,半夜住进一家小旅馆。这里毒贩、赌徒、嫖客、妓女云集,时常发生的枪战使房间的玻璃残缺不全,就在这样嘈杂混乱的环境下,屋里唯一的一把破椅子就是居杨保障安全的门后屏障。

　　天不亮就出发,车刚驶出,便听到一声低喝,往窗外一看,居杨睡意全无,一支冰冷的长枪正对着她。这里没有法律约束,此刻半点的冒失都会招来意想不到的灾祸,冷静后的居杨慢慢下车,因语言不通,情急之下只好赌一把,拿出所拍的军事头领的照片才缓和了氛围,最后在向导求救熟人下才“虎口脱险”。

　　这次,居杨是幸运的,但危险并没有就此而止。

　　之前的“脱险”使居杨明白,只有得到当地首领的认可接下来的采访才能顺利进行,但当居杨见到打了一辈子仗、卧室里放着长短十几支枪的佤邦主要首领鲍有良时,尽管居杨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自我介绍并表明采访要求,但面庞黝黑的鲍有良始终一言不发,直视前方。

　　居杨不忍放弃,想尽各种方法与首领“套近乎”,当面对饭桌上的高度烈酒时,她想都没想,一饮而尽,瞬间嗓子像火烧一样,感觉声音渐渐飘远,仅有的意识一直在提醒着自己,“你可一定要清楚这是哪里,你在跟谁对话呀”。

　　居杨的“豪迈举动”打动了鲍有良,在数名荷枪实弹卫士的环绕下拉开了话匣子,此后的两天,居杨被允许走访鲍有良辖区的村寨、学校和替代种植罂粟的茶园。

　　“身处远方,我不舍得浪费每分每秒,真希望不吃饭不睡觉,24小时都能连轴拍,生怕好的瞬间从身边溜走”。

　　三入金三角,给居杨留下的不仅仅是几十万张宝贵的照片资料和难以磨灭的人生经历,高度紧张警惕亢奋的状态使采访回来许久的居杨难以入睡,与硝烟弥漫的金三角相比,原本喧嚣热闹的北京让居杨感觉是如此的宁静、祥和。

　　直冲一线

　　用行动践行记者的使命和大爱

　　多年来,冲在一线,记录真实、捕捉鲜活的瞬间已经成为居杨的职业状态,“在别人眼里我做的事情不寻常,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记者应该做的。”

　　2008年5月12日,一声巨响,无情的地震像一只巨手摸平了汶川。四川许多地方的高楼大厦在那短短的80秒内化为一片废墟,人员伤亡非常惨重。

　　得知消息后,“我立刻做了决定,我要去灾区。”而这时的居杨刚生完双胞胎孩子只有四个月,她收拾行囊,将孩子托付家人,临出家门时,亲亲孩子,便头也不回奔向机场,“我不敢回头看孩子。”

　　5月13日,居杨乘坐震后开通的第一班飞机到达四川。

　　“我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作为一名摄影记者,这种时候我怎么能够不去。就像飞蛾扑火似的,可能会被烧死,但不能不去,这是记者的天职。”

　　冒着一天上百次的余震,走在随时会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陡峭山路上,在断水、断电、信号全无的一线,居杨背着沉重的相机设备,坚持工作10余天,拍摄一万多张影像,可她却瘦了15斤。由于睡在山里阴冷的地上,还没有出哺乳期的她落下了腿疼的毛病,现在一到阴雨天总会疼痛。

　　震区的都江堰小学,教学楼全部倒塌,许多孩子压在下面未能生还,救援官兵在争分夺秒工作,现场有一位着便装的中年男人一直在埋头干活。

　　下午挖到一个穿红色T恤的小男孩,他和另一个同学在一起,弓着身子依然保持着逃生的姿势,已经没有了呼吸,这时,便装男子喃喃地说:“是他”,并掏出手机照相。

　　直到救援人员要将孩子从废墟中清理出来时,便装男子才低声说:“拜托大家小心点,这是我儿子。”他试图想把儿子身体放平,但没有成功。他坚持自己抱儿子上车,就在走向汽车的那一刻,便装男子突然仰头,用尽力气大吼一声“儿啊,爸爸最后再抱你这一回。”便再也忍不住泪如雨下。

　　面对这样的情景,“我的内心被撕扯般疼痛。”但作为记者的居杨还是本能地按着快门,可取景框里已经是一片模糊。

　　“在灾区拍摄,镜头中面对的是一幕幕妻离子散的悲惨场景,多少次我看镜头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但我告诉自己,除了掉眼泪,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每一次拍摄,我没有想着是为了完成任务,我就想着今天所拍的照片就是明天的历史,能把这些影像留存给后人,是有意义的。”居杨说。

　　正是因为居杨的忍痛坚守,今天我们才能有幸看到这样的照片,才能感受汶川地震弥足珍贵的难忘瞬间。

　　“在抗灾前线采访,我特别想念我那两个出生只有四个月的宝贝,只要在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我都会往家打电话,有时就是他们的哭声,在我听起来也像唱歌一样悦耳。”那一刻普普通通的安宁生活让居杨觉得异常珍贵,回到北京,每每看到来自灾区的影像和信息,她内心依然会激动,眼睛依然会湿润……

　　而诸如这样一线的事例在居杨的采访生涯中数不胜数。

　　1997年采访乱占耕地问题,遭到违法买地的村长纠集的数十人围攻,揪衣服抢相机,又被堵截在所住的旅馆里,最后将头埋在汽车座位里才“逃出来”；

　　1998年抗洪抢险,居杨在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的大堤上采访两个月,双肩磨得红肿出血,她咬牙坚持,群众向后转移,她却向前冲去,在湖北孟溪大堤溃口,她不顾民警阻拦,纵深跳上小船离岸而去；

　　1999年暗访黑社会保护地下拼车市场,在四五个大汉监视下巧妙周旋,终于拍到第一手资料；

　　2003年“非典”时期,居杨不顾自己发着低烧,向报社请战,投入到抗击“非典”的报道中；

　　2004年为拍《重刑犯》,居杨扎在看守所两个多月,采访了数十名重刑犯,其中,有几条人命在身的杀人犯、有作案上百起的抢劫犯、有摧残幼女的强奸犯,她克服恐惧,每天鼓起勇气用镜头记录下他们最后的时光和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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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9年至今,拍摄《大墙内的影像故事》,她去历史最悠久的百年提篮桥监狱,去宁夏戈壁滩上的监狱,2014年新疆反恐形势严峻的时候,她拍摄了位于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兵团监狱。

　　2016年到甘孜监狱拍摄,海拔3500米,居杨高原反应严重,头痛恶心浑身没劲,白天靠吸氧,晚上吃安眠药,但她却说:“吃点苦,值得。”

　　长期以来,居杨把吃苦受累、冲在一线视作摄影记者的职业操守,在危险困难面前从未退缩。

　　都说没有太阳,花朵不会开放,那么如果没有居杨,诸如《金三角》《重刑犯》等等这样的好作品就不会开花结果。她燃烧自己,照亮作品,成就心中的梦想。

　　也许居杨的肩膀不够宽广,但足以扛起摄影设备,风里来雨里去；也许她的胳膊不够有力,但足能按下相机快门,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瞬间影像、永存的记忆。

　　都说河水流动悄无声息,不知疲惫,因为它有自己的方向；山路蜿蜒曲折,千回百转永无尽头,因为它有自己的目标。

　　居杨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用生命记录真相,用行动诠释大爱,只因始终坚守心中的梦想,带着情怀,践行一个记者的使命,她用手中的相机,以一个优秀摄影师的敏锐去捕捉镜头,按下快门,留存珍惜,审视生活。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