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曙光

　　客观地说，现在确实有一部分搞电影的人，包括创作生产和理论批评界，关于电影本身的知识学习得不多，掌握得也不够，对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的理解不到位、不全面、不深入……理解电影尤其是理解中国电影，第一，要深入系统全面地认识、分析和把握中国电影的历史和传统。有理论家认为，中国电影其实只有一种主类型，那就是伦理片。在笔者看来，伦理片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的“原型类型”，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其他类型有汇集、交集、渗透，用今天的话说，即杂糅、混搭。而事实是，有“原型类型”基因的影片总是可以引发观众的热烈追捧并且获得超乎寻常的高票房：从《孤儿救祖记》《姊妹花》《一江春水向东流》，到谢晋电影，再到近期获得高票房乃至“爆款”的现象级电影，概莫能外。

　　第二，要全面认识、分析和把握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的关系。毫无疑问，中国电影绝对不能关起门来搞“罐头电影”（文艺评论家钟惦棐先生语），那样一定会失去必要的营养而迅速走向死亡。电影是舶来品，中国电影一直是在一点一滴、老老实实地学习借鉴外国电影。从历史上看，当中国电影充分借鉴、吸收、消化外国电影的先进和优秀的成分与经验，并且与本国电影传统、文化传统有效对接和融通，中国电影就会欣欣向荣繁荣兴盛；反之，中国电影如果一味地模仿、照搬，或者一味地排斥、对抗、颠覆，中国电影就会出现发展的障碍。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借鉴、吸收和消化都必须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与中国电影发展的所有基础性条件和元素相衔接相适应，而不能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单兵突进单兵冒进，否则就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风险乃至全军覆灭。可以说，《阿修罗》就给我们及时地敲响了警钟，而我们或许需要警钟长鸣。

　　第三，要全面认识、分析和把握中国电影与当下中国社会环境、社会体制的复杂交织关系。现实主义电影对于当下中国电影观众来说就是一种“刚需”。对于现实主义电影，现在大家的理解不仅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存在着巨大的甚至是难以调和的分歧。不管怎么说，中国现实主义电影一方面必须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便无缝对接当下观众群体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的新的欣赏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只能是温暖现实主义、积极的现实主义、建设性的现实主义，而不可能是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这是由中国电影所面临的社会环境、社会体制所决定的，不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而离开社会环境、社会体制一味地要求“深刻”“本质”“高度”，只能导致现实主义电影的彻底消失乃至彻底死亡。

　　第四，要全面认识、分析和把握中国电影与互联网社会环境、社会语境以及文化语境的关系。其一，众所周知，中国电影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或者成长阶段，远远没有成形或者定型，创作和生产都处于极度分散乃至小作坊状态；整合过程正在发生，并且互联网元素尤其是互联网大企业的多重介入呈现出了多重面相，增加了更多的可变性。其二，现在中国电影的主流观众群体“90后”“95后”，加上迅速崛起的“00后”，是伴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天生自带“网感”，被称为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一代观众——他们对电影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强烈地意识到。电影创作和生产必须前瞻性地研究和把握这种现象，方能更加主动并且最终立于不败之地。其三，互联网背景下网络影视批评已经成为新的电影舆论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对电影的创作还是电影的消费都有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杀伤力。网络暴力似乎不可避免，而且花样和形式越来越多，让人无从捉摸、无从防范、无从躲避。一些网络暴力、网络暴力语言可以说是断章取义，凭空嫁接，恶语相加，躲在阴暗的角落突放冷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当然，所有这些背后其实也都是利益。在利益及其利益关系的推动下，道德底线、价值底线、人生底线经常性被突破，很大程度上或许已经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法律问题了。

　　中国电影要想实现健康繁荣发展，如何处理好与传统、世界、体制、互联网的多重互动关系，对电影管理部门、管理者是巨大的考验，对每一个电影从业者也是巨大的考验。(饶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