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选择

京梅

    3月30日，2017年清明节前一个普通的日子，江南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坐落在上海市郊的福寿园迎来一批特殊的凭吊者，他们中有医生、学生、公职人员，其中级别最高的官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先生。这个百人团队并非前来追悼自己的尊亲故朋，而是向矗立在这里的遗体和器官捐献者纪念碑献花。

    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原卫生部启动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截至2016年12月31日，我国遗体和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达到169860人，累计实现逝世后器官捐献9996例。

    然而，人体器官捐献注定不会是一个轻松圆满的话题，正如操办此次活动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宣传部负责人张珊珊女士说的：

    我是个不善表达的人，可是在他们面前真的忍不住说出“我爱你！”他们的内心美好到让人心疼，坚强到让你流泪……

    面对这些不幸却高尚的人们，每一位采访记者内心纠结着——想要走近想要了解，却又怕再一次撕开他们心底最痛的伤痕……

    有一种爱隔着生死,素不相识

    今年清明节前，吴女士拿着预先录制的心脏跳动声音的录音，以及打印出的心电图，找到浙江省红十字会和当地媒体：“我也不能和她家里人见面，就用这颗心脏的声音和图像告诉他们吧，他们的女儿在我这里过得好好的。”

    在中国根深蒂固的理念中，家族最大的不幸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由于器官移植的特殊性，大部分在符合条件的捐献者身后都有着一个不幸的故事。然而，他们的选择是那样坚定，充满着人性光辉。

    2014年1月12日上午，深圳市观澜医院七楼住院病房一个空了的床位前，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太太呆呆地坐着。她叫李巧珍，几小时前，她35岁的女儿张庆华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离开人世。女儿生前曾向红十字会表示，身后愿意捐献器官给需要帮助的人，但由于她所患疾病性质所限，身体的各项器官已不符合捐献条件，最终只捐献了眼角膜和遗体。张庆华的捐献意愿起源于2011年3月，当时，她的弟弟、年仅28岁的李巧珍小儿子突遇车祸，经多日救治无效死亡。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李巧珍偶然看到了市红十字会贴在医院内的器官捐献公益海报，她决定将儿子的器官捐献出来……如今，短短三年不到的时间，女儿也离开了，并且选择同她弟弟一样捐献所有！巨大的打击让老人欲哭无泪，她只呆呆坐着。正当众人为她担心之际，这位只有小学文化，不善言辞的老人，却做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她要签署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她要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和孩子一样帮助他人……

    捐献者是无私的，因为他们将生命给了素不相识的人；接受者是感恩的，因为有一个未曾谋面的人给了他们生的希望。

    几年前，浙江身患重症的吴女士获得了一位离世小姑娘捐献的心脏，她的生命因此得以延续。再生之恩无以言说，她是多么渴望见到恩人的父母，向他们道一句感谢啊！然而，按照国际惯例，人体器官移植的受体和供体是双盲的，也就是双方互不知道，接受移植的人不知道器官来自谁，捐献器官的家庭也不知道器官给了谁。为了释放心底的感激，每年的清明节，吴女士都会为已然天人阻隔、却又近在心里的姑娘祈祷。

    今年清明节前，吴女士拿着预先录制的心脏跳动声音的录音，以及打印出的心电图，找到浙江省红十字会和当地媒体：“我也不能和她家里人见面，就用这颗心脏的声音和图像告诉他们吧，他们的女儿在我这里过得好好的。”

    3月30日，浙江红会的工作人员将吴女士的心愿，带到了捐献者小“文文”（化名）的妈妈手中。“文文”妈妈听着录音，止不住泪水横流，那些压抑在心底的对女儿的思念瞬间迸发！“很难、很难……”回想起当初捐献女儿心脏后，遭受的种种“闲言”质疑，这位善良的母亲哽咽着说不出话。当初捐献时，她曾经提出想把孩子的器官捐给看不起病的农村小孩，但如今她宽容地表示：“虽然获捐者不是农村小孩，救了命也是好的，不管是谁，只要她好就行……如果当时没有那个举动，现在不可能听到她的心跳啊！”

    如今，在地方政府和红会帮助下，“文文”弟弟转学到了县城，“文文”妈也得到了一份保洁员的工作。尽管生活还不怎么宽裕，但与生俱来的良善始终没有褪色，看到报纸里说的可怜人，她会拿给儿子看，希望他学会爱、懂得人生的不易。

    实际上，有“文文”妈这种遭遇的不是孤例。19岁捐献者毛杭的父母亲，回到家乡一直受到亲戚邻居的质疑，乡亲们甚至“精确”说出他们卖儿子器官赚了100万，跑来跟他们借钱。连原来的低保也一度被取消，毛杭妈妈几乎要因此自杀。此次活动，管理中心特地将毛爸爸请来，陈竺副委员长亲手为他颁发荣誉证书。毛爸爸激动地反复对中心工作人员说：“谢谢你们，回去我要告诉他们，国家都给我这么大的荣誉，他们不能再说我们了！”

    时至今天，器官捐献，尽管还遭受着各种质疑，但捐者与受者之间的理解与情怀却是那样的深刻，或者，这是另一个意义上的血脉相连吧！

    有一个职业，行走在美丽与悲伤间

    我最怕的就是那种即将失去孩子的爸妈，听我说完协调捐献的话，在悲伤中慢慢地抬起头，一双泪眼看着我轻轻说出：“我愿意。”

    王璐，出生于1982年，吉林大学临床医学硕士、首都医科大学外科学博士，是北京的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约采访时，她电话里的语言简洁、干脆，及至见面却惊叹，那是一位如此秀美、文雅、安安静静的姑娘。她是2005年吉大毕业后到北京佑安医院工作的，最初在ICU看病人；2010年，佑安医院做器官移植专业的李宁博士找到她，希望她能做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懵懵懂懂地同意之后，她很快被派往台湾花莲慈济器官劝募中心学习。在那里，她学习了与遗体捐献、器官捐献有关的各种知识；学到了进行人文关怀，如何给事主以尊敬……协调员的工作转眼就干六七年了，2015年她被评为“全国优秀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如今，是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南区工作站的负责人，同时兼任中国卫计委“人体器官捐献讲师”、中国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器官捐献专家委员会的委员。

    2012年，王璐接触到她做协调员后的第一个病例，捐献者是一位让她一生难忘的小姑娘。那是一位名叫珍珍的12岁女孩，遭遇意外事故，转入佑安医院时已然生命垂危，在儿科ICU里，医护人员对她进行了几天几夜的抢救，但孩子终是进入脑死亡。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王璐，不得不含泪建议医生终止抢救……

    捐献结束后，医院为珍珍举办了送别仪式，由院长书记带队，很多医生都来向她告别、致敬，尤其那些参与过抢救的医护们，更是伤心落泪不能自已。几天的接触，王璐从珍珍妈妈口中得知，珍珍喜欢红色，一直想要一条红裙子，于是，她跑到医院旁边的“欢乐娃”精心挑选了一条，送到珍珍妈手上，这位母亲见到裙子当时就哭了，哭声里有多少对女儿的歉疚、不舍，以及对协调员发自肺腑的感动。

    虽然女儿没能救活，但珍珍妈仍旧对自己2岁的儿子说：“这些（医护人员与协调员）都是救你姐姐的恩人！”

    珍珍的一肝二肾捐给了3个小孩，她妈妈做出这个抉择的想法很简单：“我自己失去孩子很难过，不希望别的妈妈再难过。”

    送别珍珍，医院为她做了一个小小的水晶纪念碑，上面刻着“世界以痛待我，我却报之以歌”……

    2016年春节，王璐收到一张粉红色的卡片，是一位受捐的孩子托她转给捐献者父母的，上面写着“爸爸妈妈：我不认识你们，但我谢谢你们！”

    说起这些事，王璐几度哽咽。从2012年第一例成功的捐献算起，王璐至今总共成功协调捐献50余例。她说这个数量不算多，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协调捐献的成功比例原本就很小，大约在0.03%，像去年她介入197例有可能捐献的案例，全部是家属已同意捐献的，但最后只成功了18例。“器官捐献确实要求非常严格，有许多医学上的禁忌，如：颅脑损伤者的器官是不能用的、癌症扩散患者的器官也不能等等。还有对4岁以下、60岁以上的捐献者也需慎重对待。另外就是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有的捐献者在转来的路上去世，器官也就没法用了；还有些转来之后经过努力抢救又救活了的。”王璐说。

    2013年，王璐在西班牙拿到国际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资质，此后对协调工作愈发严谨，她的原则是：宁肯遗漏，也不过早介入，否则会给病人及家属带来心理上的不适，甚至伤害；家属意见不一致的不介入，以免给捐献者家庭造成日后的矛盾。

    “这几年，在你的协调员生涯中，遇见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我问。

    “工作中会遇到病人家属的各种不同反应，有冷冷拒绝的；有的歇斯底里：‘你是谁？从哪里知道的？找我干嘛？！’所有的这些我都不怕，因为都属人之常情。我最怕的就是那种即将失去孩子的爸妈，听我说完协调捐献的话，在悲伤中慢慢地抬起头，一双泪眼看着我轻轻说出：‘我愿意’。”

    王璐有些说不下去了。于是我们转移话题，谈到她下一步工作，她说正在运行一个由欧盟资助的器官捐献宣传普及教育项目“伊拉斯谟”，将在首都医科大学开设器官捐献选修课。

    采访结束后，我问王璐能否帮着联系一位合适的北京捐献者家属。她答应试试看，说两年前有位28岁的小伙子意外身亡，器官捐献给9名受者，是目前国内捐献率最高的纪录。当初这个家庭非常低调，不愿接受任何采访。时隔两年，她可以再联系一下试试。

    第二天，王璐转来她与捐献者家属之间微信记录的截屏：

    王璐：您好，我是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感谢您在两年前做出的无私奉献，孩子的事迹很感人，《北京日报》报告文学的记者想采访一下咱们的家属，以唤起更多人的爱心，在国内这样的捐献率是史无前例的，望您可以考虑一下……

    家属：你好，按道理说我们不应该拒绝，但是我们一直不愿意再提起这件事，感情上实在是难以释然，望你们能够体谅理解……

    对方的头像，被王璐用消除笔精心地涂抹过。采访没约成，但我觉得她真是一位称职的协调员、一位善良的好姑娘……

    有一份信念叫做“利他”

    2016年，在杭州教了6年英语的英国人马克，在走完他短暂49年的人生旅程后，把自己的两个角膜、一对肾脏、一个心脏、一个肝脏，捐献给6位中国人。

    如今，打开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首页上清晰的“统计信息”会立即跳入您的眼帘：截至2017年3月26日， 已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229144人。而这些志愿者，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

    2015年10月27日，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见证下，北京凌盛集团的首批10名职工共同签署了捐献器官协议，这是中国首例以企业名义进行的集体器官捐献登记。该集团董事长于立荣对在场的记者表示：“在我的器官不能在我身上发挥作用的时候，把它们拿出来去帮助别人是一种功德。当我的器官去救一个老师，她能在讲台上培育多少学生；当我的器官去救一个医生，他再拿起手术刀，又能去救多少病人。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去感染更多有爱心的人。”

    器官捐献，是感天动地的大爱，正如人类最初升起在漆黑荒野的火种，可以薪火相传！

    2016年，在杭州教了6年英语的英国人马克，在走完他短短49年的人生旅程后，把自己的两个角膜、一对肾脏、一个心脏、一个肝脏，捐献给6位中国人，这是他早在身体健康时就已决定的事情。20多年前，马克母亲在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后，延寿十几年，在他的家庭里，捐献器官回报他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马克深爱着自己的中国妻子，弥留之际他轻轻对她说：“我要回家”，他要回的不是千里之外的故乡英国，而是他们杭州的小家。面对如此的深情，妻子痛彻肺腑，她无法挽留他的生命，她选择了像他那样去过未来的生活。马克走后，妻子签下了器官捐献协议，决定在自己去世后，用与丈夫同样的方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2017年清明节前，重庆13岁器官捐献者果果的妈妈，通过网上报名登记成为了一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她要以此悼念自己的宝贝女儿！

    有一种责任，路漫漫兮其修远

    2016年，重庆的一位捐献者妻子怀孕7个月时早产，生下一对遗腹子，孩子一出生就抢救，最后需要40万医疗费，与正常渠道补贴给一名捐献者的费用相差甚远，我们只能在网上发起募捐，筹集了25万。

    2010年：1087人；2014年：22660人；2016年：104538人——这一几何级增长的数字，显示着过去7年间，全国登记捐献遗体和器官的志愿者人数。

    面对这样一组数字，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副主任侯峰忠却清醒认识到：“现在，尽管我国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百万人口捐献率已从2010年的0.03上升到2016年的2.98，增长了将近100倍，但考虑到13亿的人口基数，这个捐献率仍然比较低，在世界上处于中下水平。（西班牙捐献率35.1/百万人，美国为25.8/百万人。笔者注）现在，我国每年大约有30万的器官衰竭患者需要进行器官移植，而能够实现的移植手术只有1万多例，从大约1:30的供需比来看，器官短缺依然严重，很多患者在苦苦等待中去世。”

    我对侯峰忠的采访，从乔布斯谈起：“听说当时，乔布斯想做肝移植，但是按照规则，像他那样的癌症患者不属于优先获得器官的群体。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排队才终于等到，可见在美国，即使像乔布斯这么有名的富豪，想要绕开合法程序也不可能的。”

    睿智的侯主任深谙我提问的内核，他憨然一笑道：“与西方国家用了三四十年建立起的人体器官捐献、获取、保存、运输、分配、移植等一整套体系相比，我们的事业还处在起步期。像美国，国家层面的捐献机构‘美国器官共享网络UNOS’下属16个以上委员会，工作人员达数百之多。而我们这个机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刚成立5年不到，目前只有16名工作人员。再比如瑞典，2003年起，政府投入2700万瑞典克朗，加强对自愿捐献器官的宣传，直接导致高危病人同意捐献器官的比率增加了30%。目前，他们的900万人口中，有150万登记成为器官捐献的志愿者。我们现在是国家拿出一部分福彩公益金在做这件事，平均每年大约1000万，还是比较紧张的。2016年，重庆的一位捐献者的妻子怀孕7个月时早产，生下一对遗腹子，孩子一出生就抢救，最后需要40万医疗费，与正常渠道补贴给一名捐献者的费用相差甚远，我们只能在网上发起募捐，筹集了25万。我觉得这件事（器官捐献）要做好，还需要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比如器官移植能不能纳入医保；民政部门能不能为生活困难的捐献者家属提供补助等等；另外，发动社会力量建立起专项慈善基金也十分必要。”

    问：据说国家卫计委在2011年时，有过一个专门的研究项目，其中“公众对器官捐献态度”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反对尸体器官捐献或自己不愿意捐献的理由中， 有30.1%(96/319)的受访者是担心捐献出去的器官会造成器官买卖，或者器官分配的不公？

    答：或许正是缘于这种现象，国家卫计委于2011年启动研发了一个计算机分配系统，并于2013年8月正式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下发《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明确要求捐献器官必须通过器官分配系统进行分配，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器官分配系统外擅自分配捐献器官。

    的确，器官捐献，在中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及早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建立起真正独立于医院之外的第三方捐献体系，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

    但是，看一看他们，那些善良无私的母亲、忍辱负重的父亲、深情坚强的妻子，还有珊珊、王璐……你会不会感觉到一丝欣慰?他们，已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