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四日市工厂依然众多,空气却干净了。

    高速公路封闭、航班延误取消、中小学停课……2017年元旦前后,一场跨年雾霾笼罩了大半个中国,至今仍未完全散去。近几年,每到雾霾围城的时候,无论公众、媒体还是专家,都开始进入“等风模式”,似乎只有老天爷刮风,才能解救被雾霾围困的中国人。

    其实,近几年来,中国舆论界对治理雾霾环境问题,也兴起了一种“等风理论”:认为雾霾问题英国遇到过,日本遇到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家把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只要现在忍一忍,再过上一二十年,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了,我们也能“自然而然”地解决这一问题。

    时间之风,真的能吹散雾霾吗?回顾日本的治霾史,你会发现这个国家环境的改善远不是那么“自然而然”,更不是忍出来的,日本人为了蓝天所付出的汗水、血泪,其艰辛曲折,都远超你的想象。

    本报记者　王昱

    口罩,来自地狱的回忆

    真到了日本,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虽然日本如今的空气质量相当好,但走在街上,你会发现依然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总戴着口罩。2016年年底,我到日本东北的仙台旅行,当天仙台的PM2.5值是0,空气好得令人发指,但在仙台青叶山脚下,我碰到了一位来自千叶大学的学生,在如此醇美甘甜的空气中,他居然依然用口罩遮面。

    “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戴口罩呢?”我终于把这个问题问了出来。

    “这个吗……我也不太清楚。”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从小养成的习惯吧,不戴感觉怪怪的。”

    “您老家在哪里?”我问。

    “三重县。”他答。

    我顿时有些明白了,一个出生在三重县的人,从小养成戴口罩的习惯,倒不是什么值得惊奇的事,因为那里曾经爆发过日本最严重的空气污染公害事件——四日市哮喘事件。

    四日市曾是三重县最大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战前设在这里的海军染料厂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石油化工工业区,挤满了三菱油化等10多个大厂和100多家中小企业。到上世纪50年代末,这些工厂排出的废气使整座城市终年黄烟弥漫,全市工厂粉尘、二氧化硫年排放量达13万吨,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超出标准5-6倍。从四日市上空看去,这座城市笼罩在一个厚500米、充斥着各种有害物质的“粉尘罩”里,“罩子”内的能见度经常不足50米,市民工作、学习、生活甚至连睡觉都要戴口罩。

    1961年7月,在一次长达数日的雾霾过后,四日市的哮喘病开始集中暴发。自此之后,每到雾霾浓重之时,四日市各医院就会接收一批哮喘病人,至1970年,这个人口仅20余万的小城,已经有500多名哮喘病患者在接受治疗,而实际患病人数估计超过2000人。由于看不到治愈的希望,很多哮喘病人选择了自杀。一名年仅二十几岁的女孩在遗书中写道:“妈妈,请原谅我,我太痛苦了……我的肺里像有一团火在烧,又如同有一千只虫子在噬咬……每到晚上,病房里就会响起咳嗽声,无休无止,无休无止!宛如痛苦无尽的阿鼻叫唤地狱。” “没牙”的环保法

    事实上,四日市当时发生的悲剧,只不过是当时日本环境急速恶化的一个缩影。二战之后,日本趁着美国用兵朝鲜,需要就近采购大量工业用品的契机,推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经济发展路线,以煤炭为主要能源,大力推动以既有的京滨工业带、中京工业带、阪神工业带、北九州工业带等四大工业带为核心,以“太平洋条形地带构想”为基础的建设“新产业城市”规划,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当时的工业城市神奈川、千叶、大阪以及神户周围都是黑烟滚滚,严重的大气污染使得东京“白昼难见太阳”。当时很多对华友好的日本人士来中国访问,下飞机后的第一个感叹都是:“北京的天真蓝啊!”

    如此严重的污染,日本政府不管吗?管了。讽刺的是,污染急速攀升的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也是日本政府、国会为环保事业最“忙活”的时期,仅立法方面,就有1958年的《工厂排污规制法》、1962年的《烟尘排放规制法》、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1968年的《大气污染防止法》。但如此多的立法,都没有挡住接下来的70年代成为日本战后空气质量最差、“公害病”最多发的十年。

    为什么这么多法律都没止住污染?看看这些法律,你会发现其行文逻辑都是一样的:开篇先扯一通环保重要性的高调,接下来严格规范排污行为,可到了结尾,这些法律规定由谁来执行?处罚怎么保证?一概语焉不详。其实即便写了,也是说了白说,因为日本直到1971年才成立环境厅,之前根本没衙门管这事儿。

    对于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环保法,日本各报纸起了很多外号,比如“佛像法”、“许愿法”、“女儿节人偶法”(过节时拿出来摆一摆撑门面),而最为贴切的,莫过于“没牙的法律”。的确,那个年代的日本环保法律,就是个没牙老太太,咬不动任何污染元凶,只能在一旁唠叨两句。

    政府、国会为什么要放出这些“没牙的法律”呢?这就得说说日本精英阶层的那点心思了。前文说过,日本战后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各大重工业企业当然是国家赖以收税、解决就业、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恩主,政界得罪不起他们,久而久之,双方还形成了所谓“政商抱合”的关系。比如前文中说的四日市,其市长九鬼喜久郞就是当地工业财团九鬼家的上门女婿,靠着岳丈家势力上台,又在执政中极力袒护高污染企业。他的口头禅是:“日本发展就是要靠工业化政策,有点公害算什么?民众就不能忍耐一下?”

    在这种背景下,虽然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日本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有能力实现产业转型了,但在旧发展模式中舒服惯了的企业主们为啥要费那个心?政府也担心如果强逼企业转型,会带来经济发展失速、就业率下降等问题,是“自找麻烦”。所以最终只是弄了一些“说了白说”的法律,让国会的议员们糊弄他们的选民,显示政府已经努力过了。

    另外,日本当时对于环保的讨论,还受到了军国主义余孽的干扰。一些右翼分子公然鼓吹:“把欧美人不要的重工业都搬到日本来。”“以一代日本人的牺牲,换来国家重新崛起。”这种靠牺牲国民生命来换取国家“强大”的邪恶思想,其实就是二战中蛊惑民众“为天皇玉碎”逻辑的变种,只不过这些法西斯分子如今改头换面为“工业党人”。安倍晋三的外祖父、甲级战犯嫌疑犯岸信介就是这类货色,他私下里曾发牢骚说:“现在的日本国民太缺乏忍耐力。”是啊,跟过去要你们父辈“玉碎”相比,如今让你们吸两口霾算个啥? 蓝天不是忍出来的

    如果顺着日本“政商抱合”集团的想法,日本人民一直很有“忍耐力”地忍着,日本此后很可能就沿着那条路子继续发展下去,至今依然生活在雾霾里。但一种力量阻止了这场噩梦的延续——这力量就是日本民众自身。

    早在20世纪50年代,神奈川等地就爆发了抗议当地污染企业戕害公众健康的大规模示威。到了60年代初,日本民众对政府、企业的博弈突然找到了路子:你们不是弄了一堆“没长牙”的环保法糊弄我们吗?好,那我们就跟你们打官司!

    从上世纪60年代起,由各地民众提出的要求企业、政府对环境污染做出赔偿的“公害诉讼”在日本数以百计,最著名的四大公害诉讼案是熊本县“水俣病诉讼”、富山县“疼疼病诉讼”、三重县“哮喘病诉讼”、新泻县“水俣病诉讼”。在这些诉讼案中,居功至伟的是那些被称为“日本法律界良心”的原告律师们。他们联系受害人、收集污染证据、编织诉讼逻辑,为了跟强大的“政商抱合”博弈,律师们甚至想了不少“歪招”。比如熊本县“水俣病诉讼”案的代理律师后藤孝典,就曾发起过“一股票运动”,号召全国同情水俣病受害者的公众都去买一股污染公司的股票,以便参加其股东大会,在会上抗议该公司的暴行。

    当然,这场“公害诉讼潮”也是对战后日本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一次考验,法官们不惧政府、企业的施压,四大公害诉讼均判处原告方(受害方)胜诉,企业和政府被迫做出巨额赔偿,给了他们足够的教训。

    而接过律师和法官们接力棒的,则是日本的记者,其实早在诉讼过程中,日本各大报纸就通过广泛报道,给公害诉讼营造了庞大的场外舆论氛围。在官司纷纷了结后,各大报纸更进一步将其意义深化,喊出了“高度成长啊,还我父亲!”等口号,促使民众思考环保与发展的关系,在更广泛的层面构筑共识。而媒体揭露企业违规排污的“扒粪报道”,也起到了良好的舆论监督作用。在媒体借助“公害诉讼案”掀起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也不得不认真起来,于1971年成立环境厅,后又升格为环境省,相关防治污染的法规也日渐严格、完善。

    就这样,那些昔日被讥笑为“没长牙”的环保法,居然在日本公众社会多方的齐心协力下长齐了一口好牙,把雾霾的元凶们咬了个七零八落。 2013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蒂莫西·乔治与日本人青木昌彦合著的《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在中国翻译出版。该书借讲述日本四大公害之一的水俣病事件,向读者揭示了一个事实:日本环境问题的解决,是与日本民众战后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民权的逐步增强同步的。

    日本重回青山绿水,依靠的不是政府的法规,更不是企业良心发现、自查自纠,而是民众与既得利益集团的艰苦博弈——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强大、自主的民间组织,有良知、敢说话的新闻媒体,才是推动日本环保事业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三大支柱。

    天不会自己蓝,水不会自己清,究竟是谁吹起的风,吹散了日本那曾经同样漫天的霾?这个问题,值得你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