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浮躁 提高质量
2017年08月07日 16:54:54  来源: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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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抓好原创出版,切实提高出版质量,推出更多优秀出版物,这是近年来出版界正在积极努力的方向。《2016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出版业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印图书品种与总印数增速均超过新版图书,优质作品出版的供给程度和供给质量不断提高。不过,鉴于全年共出版图书50万种,体量庞大,与优秀作品的比例比较,原创力不足、重数量轻质量等依然是困扰出版业的问题。

    河北作家贾大山的人品、文品俱佳,为人称道。他的学生康志刚回忆,大山同志在创作上不赶潮流不跟风,笔触深入老百姓灵魂深处,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弘扬真善美,鞭跶假恶丑;大山同志之所以选择写小说这个事业,是因为“想为这个浮躁的社会,增添一点清凉”。文艺和出版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增添清凉,去除浮躁,提高创作出版质量,也应该是当代出版人的重大责任。

    如何去除浮躁。很多人说,关键是发挥占比超过50%的社会效益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充分传导考核压力。如果“上面”不再强调经济效益了,出版人才好慢慢做,争取多出好作品。这个观点有道理。我们通常讲的社会效益,是由意识形态属性和文化属性决定的,是希望“正”的,它要求传递健康有益、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经济效益,是由市场经济属性和产品属性决定的,是希望“增”的,它要求努力扩大营收和利润,以此来发展出版产业,保障从业人员的生活质量。从辩证法的角度,出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既统一于出版,也有矛盾的一面。纸张的合成,要不了多少钱,但如果嵌入文字,赋予知识和思想,就能给人以启迪,使人得到教化、拓宽视野,甚至改变一生。

    从这个角度说,社会效益是出版业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效益是其次要方面。强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进行考核,能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出版人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陷入唯GDP、唯码洋倾向,努力做“良心书、放心书”,以正向的价值为文化产业增值,以增加的码洋更好发挥出版文明传承和社会教化等功能。

    不过,除了发挥社会效益考核指挥棒的作用之外,也要考虑到出版人的自身因素。从笔者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出版人对“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句话其实不陌生。无论是大众出版、专业出版,还是教育出版,尽管收入不一定很高,但大部分出版人认可自己的“文化人”角色;尽管嘴上感叹“出版人社会地位和80年代比,低了不少;出版物发行册数,就更少了”,但在内心世界,无论是否表之于口,都颇为自己的职业自豪。一个直观的证据就是,和互联网行业比,或者和广播电视等行业比,出版业的跳槽率低得多。如果没有一种充溢心中的自豪感,肯定做不到这一点。

    毋庸讳言,绝大多数出版人没有生活在“真空”中,会面临现实生活的压力。但同时,钱也是赚不完的。如果出版人内心没有那些前辈的使命感,不认同或意识不到要去出好作品、做精品,或觉得自己一辈子就那么回事——还是赚钱重要,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适应时代和环境的需要去做好出版物,那怎么可能做到出好作品,怎么可能下功夫搞精品呢?在党和政府提倡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并采取了不少有力措施的今天,仍能见到极少数出版人稍显心浮气躁,“自觉”陷进唯发行量、唯码洋的怪圈,恐怕就是和没有守住这个初心有很大关系。

    平心而论,国人对出版人的社会观感总体上是很不错的。如果说美中不足的话,主要还是与“好书不多、好书难找”有关。出版人做出版,既要考虑到自身和行当的因素,更要考虑到受众和时代的需要。无论从哪个角度,内心拥有增添清凉、去除浮躁、提高作品质量的责任感、使命感,对出版人来说,恐怕都是必须要具备的“先天”因素。好比没有交警在身边,行人应自觉按照红绿灯行走一样。即使没有主管部门的引导和规制,出版人也有必要自觉去遵守这个行当普遍认同的理念和准则。当然,如果“先天”没有这个因素,就要在“后天”着力培养。这方面的培养,除了要讲认识论,还是要讲实践论。在互联网技术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新时代,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既慢下来又快起来。打造传统作品,比如传统图书等,注重传承和弘扬老一辈文化人的优良传统,提倡一丝不苟,“多沉淀沉淀”,多打磨打磨。而数字出版、APP等新形式的出版样式,在精益求精的同时,也要注重精心规划,“因事而化、因时而进”,有的要大胆探索、敢为人先,有的要数字化运营、契合新技术,有的要重视引导受众、激发受众新需求,有的要应时应景、站在“风口”,要是一味“慢下来”,恐怕也不是“去除浮躁,带来清凉”的本意。(邓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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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泽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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