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一

《回响千年的一声锤音》（开窟篇）

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系列报道之一：开窟篇

回响千年的一声锤音

    似是偶然，但若放在历史长河去看，一切都是必然。

    公元2016年，农历丙申年，莫高窟已经走过1650个年头了。

    1650年，岁月漫漫，莫高窟静静伫立在西北的戈壁深处，貌似静看云卷云舒，实则以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诠释着沧桑巨变——

    1650年，该是有多不容易啊！

    初创，公元366年的开窟鼻祖

    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的一天，敦煌鸣沙山东麓响起了叮叮当当的敲击声，那是莫高窟开崖建窟的锤音。

    发出这声回响千年锤音的人，正是被誉为莫高窟创始人的乐僔。

    可惜“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初创期的洞窟已不可考，现存最早的洞窟是公元430年左右北凉时期修建的。”“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在《漫话敦煌》一文中这样写道，憾惜之意甚浓。

    或许，潜心修佛的乐僔不曾想到，他这一凿，竟雕刻出一座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他这一凿，竟创造了一个流经千年的文化圣殿。

    据载，自乐僔、法良之后，笃信佛教的东阳王元荣与建平公于义先后出任瓜州（敦煌古称之一）刺史，又各修一大窟。

    此后，莫高窟的开窟造像兴盛起来，山麓断崖上凿壁开窟的声音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10个朝代，1000年绵延不绝，无数后来者在前临宕泉河、东向三危山的鸣沙山东麓长1680米、高15至30米的南北两区断崖上，鳞次栉比地开凿了各种洞窟。其中，存有塑像、壁画的洞窟多集中在南区，为古代僧侣信众礼佛的场所，现存洞窟492个、塑像2000余尊、壁画4.5万平方米以及木构建筑5座；北区则是僧侣修行、居住、瘗埋的场所，有洞窟遗址243个。

    背景，丝路重镇酝酿艺术沃土

    敦煌，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却在一千多年前就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石窟群，盛开出莫高窟这朵怒放的艺术奇葩，闪耀了千年，璀璨了世界。

    种植、浇灌这朵奇葩的伟大艺术家是僧人、是供养人、是无数无名画工，更是——历史这位“巨人”。

    “乐僔在三危山开窟看起来是偶然的，实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说，要了解莫高窟，就应对敦煌历史好好作一番考察。

    据考古研究，敦煌的历史可上溯至4000年前的夏代。战国至秦时，瓜州一带居住着塞种人、乌孙人和月氏人。后来，月氏人逐渐强大，打败乌孙人，赶走塞种人。西汉初年，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匈奴又强大起来，将月氏人驱赶至中亚（大月氏）和祁连山一带（小月氏）。

    至汉武帝时代，渐次强大的汉朝占领了河西走廊。公元前111年，汉朝在河西走廊的四个行政区，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设置完成，敦煌之名得以问世；并在敦煌城西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敦煌，由此成为中国西面的门户。

    随着丝绸之路的不断繁荣，地处丝绸之路要道的敦煌在经济上飞速发展。至西汉末年，敦煌已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与此同时，敦煌地方文化也进入快速发展期。

    东汉末年，敦煌郡渊泉人张奂隐居乡里，在敦煌收弟子千人。其子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张芝姐姐的孙子索靖亦受张芝影响，长于章草。

    三国至两晋时期，中原战乱不休，敦煌却在安定的气氛中继续发展着传统文化。宋纤、索袭、郭瑀等历史上有名的“硕德名儒”，大多在此隐居讲学，授徒百千人。

    晋王朝退守东南，北方地区前后出现十六个国家，史称“十六国”，河西一带则经历“五凉”。其中，西凉政权是建立在敦煌的汉族政权，标志早期敦煌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

    “古代敦煌就像现代的深圳一样。”著名敦煌学者王惠民告诉记者，古代敦煌，位于东西交通的要冲，西行求法与东来传教的僧侣多经于此，或讲经说法，或作短暂停留，使其成为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方，至公元4世纪，就已是“村坞相属，多有寺塔”了。

    早在魏正始年间（240-249年），月氏人竺法护就在敦煌出家，跟随他的僧徒达1000多人。后，其弟子竺法乘和敦煌人于法兰、于道邃等高僧兴建寺庙，为大众说法。

    在这种大环境和这样的佛教氛围中，内地高僧来到敦煌开凿洞窟修行，莫高窟应运而生。

    价值，永远翻不完的百科全书

    对于很多人来讲，莫高窟是值得“膜拜”的存在。

    但有一句话，很适合莫高窟——价值，不在于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

    “内容决定价值。”赵声良告诉记者，莫高窟的魅力来自洞窟里精美绝伦的彩塑、壁画及其反映的多姿多彩的佛国世界，还有洞窟投射出的厚重历史。

    走进洞窟，就明白了。

    开凿于盛唐的第445窟北壁下侧壁画中有一幅根据经文“女子五百岁出嫁”描绘的婚礼图：途中宅第门外设帷帐及“青庐”，帐内宾客对坐宴饮，帐前正举行婚礼，新郎五体投地跪拜宾客，新娘盛装，傧相侧立于旁，侍婢往来忙碌，舞者闻乐起舞……生动展示了北方地区的婚礼场面和行礼时男拜女揖的习俗。

    可为何女子五百岁才出嫁呢？

    “隋唐时期，中国人觉得从印度传来的‘累世修行’有些无望，便开始渐渐流行‘净土思想’。”赵声良解释道，为了吸引更多信众，此时的佛国极乐世界降低门槛，不用“舍身饲虎”，更不用“累世修行”，佛国世界金砖铺地，树上生衣，不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还由龙王喷雨，夜叉鬼打扫，什么也不用干，只管听音乐看舞蹈，想吃什么吃什么，人的寿命长达八万四千岁，女子则五百岁出嫁。

    又为何结婚没有洞房，只有“青庐”？

    “壁画描绘的婚礼风俗与历史文献记载的实际情况非常吻合。”赵声良接着解释道，这一时期，婚嫁沿袭了游牧民族的习惯，婚礼要在搭建的帐篷即“青庐”中举行，因武则天时期女人地位比较高，实行男拜女不拜的习俗，“所以，壁画描绘为男跪女立。”

    这只是一个洞窟里的壁画一角展现的内容，4.5万平方米壁画该有多少浩瀚的内容告诉我们啊：帝王将相、民族关系、使者朝会、商旅往来、婚丧嫁娶、耕作扶桑、屠宰射猎、音乐舞蹈、衣冠服饰、天文地理……莫高窟简直就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大百科全书”，更是一座宝贵的历史形象资料陈列馆，正如樊锦诗所说：“敦煌是永远读不完的，无论你读书万卷还是学富五车，在敦煌面前，你永远是个才疏学浅的小后生。”

    “莫高窟更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王惠民说，十多个朝代，一千多年的营建，世界上再没有一处文化遗产能够延续这么长的时期，而且每个时期都有相当数量的作品遗存，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都是独一无二又无与伦比的。他感叹道——“你说，价值几何？”

    代表作二

《精神大厦的坚实地基》（基础保护篇）

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系列报道之五：基础保护篇

精神大厦的坚实地基

    题记：雁飞过，天知道；风吹过，云知道。他们做过的每件事，莫高窟知道。

    对莫高窟的保护，该从何时说起呢？历史地讲，有创建自然就有保护，莫高窟从营建的第一天起就有保护。

    客观地讲，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是寺院僧侣因信仰而保护这些“天国神灵”的，包括王圆箓定居莫高、看护石窟、清理积沙也是保护。

    及至后来，于右任等极力倡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向达等数番赴敦煌实地考察，常书鸿从法国到莫高窟，都是为了保护。

    但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地保护莫高窟大约要从1943年张贴的一张告示算起。

    一张布告，宣布文物国有

    据著名敦煌学者孙儒僩文章记载，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九层楼北侧张贴了一张告示。大意是：莫高窟已收归国有，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古迹，要加强保护，不得破坏。还要求参观者不得在壁画塑像题写刻画，不得在洞窟生火住宿、嬉戏打闹等。

    “这一张布告结束了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的状态，为石窟保护开创了人为管理的先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孙儒僩这样评价这一告示。

    这一年，初到敦煌的常书鸿还做了一件大事：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莫高窟修建了高约2米、厚约0.6米、长达1007米的夯土围墙，加强石窟管理，防止牲畜进入窟区。更重要的是象征意义，用行动明确宣告莫高窟有了保护机构，不能再任意破坏了。如今，在第1窟北边山坡通往上山小道的旁边还能看到一段几十米的残垣断壁，就是当时修筑围墙的历史见证。

    此外，常书鸿为了保护洞窟，还为第428窟、第61窟、第98窟等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洞窟安装了窟门。

    当时，没有经费，常书鸿就到敦煌县城，动员官绅士商捐献窟门，大约做了大小不等的几十副窟门。这些窟门，一直使用到60年代。

    清理流沙，不是一件易事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莫高窟流沙堆积，尤其是靠近鸣沙山的南端石窟，流沙堆积高达四五米，或封堵窟门，或流入窟内破坏壁画塑像，或封堵洞窟之间的通道，使得进窟难，上下洞窟更难。

    据说，张大千为上第161窟搭了个蜈蚣梯。结果，上去后不敢下来，只好等人来救援；等人时无聊还在甬道北面用土红色颜料画了一幅大胡子自画像，至今仍在。

    沙，挡在追随梦想的艺术家面前。

    “沙是石窟保护的大敌，一定要首先制服它。”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首任所长常书鸿就一直把治沙作为保护工作的重点。

    但，沙，细小的沙，却没那么容易被清理。尤其对当时缺乏治沙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的艺术家们来讲，愈加难！

    但第一代“莫高人”凭着对石窟保护的极大热情，想了种种办法。

    先是“引水冲沙”，设法把宕泉河的水引至窟前，在沙土堆筑的临时水坝中聚到一定高度后，突然放水冲沙。这种办法能削去一些沙堆，但冲出去的距离有限，只能把沙堆平摊到大范围的树林中，作用不大，过了一段时间就停了。

    1946年以后，在敦煌名士任子宜的提议下，开始就地取材，在石窟的山崖边上修建高约1.5米、厚0.35米的“土坯防沙墙”。防沙墙能把流沙聚集在墙的后面，减少飘落到窟前的流沙。这个办法有效控制了流沙，弊端是一两年后，墙后流沙堆积，需及时清除。

    因为防沙墙起作用，又想法清理防沙墙后堆积的流沙。孙儒僩设计了一个有意思的工具：用帆布缝制成长约20米、直径约0.3米的帆布筒，将帆布筒上口连接到防沙墙流沙孔上，出口固定在离洞窟较远的地方放沙，再用牛车拉走。这个办法可行，但帆布筒易被流沙磨蚀破损，需经常更换，经济上比较吃力。

    1955年，又在洞窟山顶的平坦处挖了1000多米的防沙沟，沟深1.2米、宽约2米，挖出来的沙砾也就地堆积到防沙沟的东面，用来拦蓄流沙，也起了一定的控制流沙作用。

    “尽管还有沙子，但与清除前积沙成堆、荒芜零乱的景象还是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明显感觉到了人为管理的效果。”孙儒僩回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清理的积沙累积有三四万立方米，想想当时的条件，真是极为不易。

    摸索借鉴，开创修复先河

    对于常书鸿、孙儒僩们来说，在艰苦的清沙等工作中，最令人幸福的，大约是发现新的洞窟。

    1953年，他们就遇上了这样一件幸福的事。这年5月，在清理第233窟前面的土台时，发现了6个唐代洞窟，后被依次编号为第470窟至第475窟。发现这批洞窟时，窟门内同样堆了很多流沙，第474窟内的塑像造型很好，可惜都散乱地跌倒在流沙中，破碎了，因为当时还没有修复残破塑像的技术，只得暂时收存起来。这个窟的壁画也很好，可谓线描、造型与色彩俱佳，但由于洞窟长期封闭，打开后暴露在空气中，就出现了壁画大片起甲、地仗严重酥碱的现象。可惜，当时对这类壁画病害几乎是束手无策。

    正是，还未来得及细细品味幸福，就遭遇一记“当头棒喝”，心痛的感觉大抵不过如此。

    这一年，首批“莫高人”在调查的基础上，仿照古人做法，掺入麻刀(一种纤维材料，古时掺到泥浆里，用以提高墙体韧度和粘接性)和少量红土，调制成麻刀石灰浆，试着为窟外崖面上五代、宋初时期剥落的露天壁画加固边沿。因为仿照得法，修复的露天壁画边沿不仅与原壁面十分协调，加固性亦令人满意，至今还保存完好。

    1957年7月，莫高窟迎来了首个“治疗”壁画病害的“国外医生”，开启了用打针注射方法修复壁画的历史先河。

    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受文化部文物局委托，来到莫高窟进行壁画保护情况考察和壁画病害治理示范。

    这对常书鸿、孙儒僩以及当时的美术组、保护组业务人员来讲无疑是雪中送炭，当即决定到第474窟做试验，现场观摩学习。约瑟夫·格拉尔大约按10∶1的比例，将一种白色牙膏状的材料与水混合搅拌均匀制成黏合剂，再用一支粗针管顺着起甲壁画边沿缝隙滴入、渗透至地仗里；待壁画表面水分稍干，再用纱布包着棉球，轻轻按压，使壁画表面保持平整、粘贴牢固。

    看了演示，大家感到“打针修复法”很神奇，能使起翘的壁画变得平整，非常适合莫高窟壁画病害修复。捷克专家还作了一次壁画修复的专题报告，理论结合实践，让莫高窟人开了眼界、受了启发。

    初期，在类似的琐琐碎碎的工作中，莫高窟的基础保护进程逐渐加速。

    孙儒僩在《我所经历的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一文中说，累积三四万立方米的流沙，清除完了就完了；即便是已开裂或即将倒塌的塑像、空鼓起甲的壁画，也是或修缮扶正、或修复加固，都是修旧如旧，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的确，不同于研究出专著、有别于临摹出画作，在保护工作中“有些事情做了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今，夯土的围墙已经倒塌，化缘安装的窟门换了新颜，绞尽脑汁设计的“引水冲沙”、防沙墙、防沙沟、“导沙帆布筒”或许在今人眼里略显“小儿科”，但在当时，件件桩桩无一不是开创性举措，点点滴滴无一不是奠基性工作。

    风过无痕，雁过无声。即便没有留下痕迹，第一代“莫高人”带着温度的手指触摸过的每一寸莫高“肌肤”，带着梦想的脚步丈量过的每一米莫高土地，每一个洞窟都知道，每一代“莫高人”也记得！

    代表作三

《让流失文物“重返”家园》（回归篇）

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系列报道之十四：回归篇

让流失文物“重返”家园

    题记：流浪得久了，应该回家。即便回不了家，心也要回去。

    很多历史上灿烂文明的城市有大量文化积淀，但实物印证稀见。

    敦煌，却不同。

    1900年，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藏经洞，尘封的6万卷敦煌文物问世，以珍贵实物印证着敦煌曾经的文化辉煌，也让敦煌再次成为世界焦点。

    痛苦流失，敦煌文物“身首异处”

    “综合世界各地大的收藏单位情况，如果考虑到印度等国尚未完全统计到的收藏品数量的话，藏经洞出土敦煌文物总数在6万件以上。”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主任张元林告诉记者，这个数字虽不完全准确，但基本上反映了藏经洞文物的出土总量。而对于藏经洞出土文物的称呼，国际学术界也并不完全统一。相较而言，称为“敦煌文物”（包括文献和非文献两类）涵盖比较全面和准确，其中文献部分则有兼顾其“敦煌遗留下来的这个历史性”称作“敦煌遗书”的，也有从学科角度出发称作“敦煌文书”的，也有契合专家习惯称作“敦煌写卷”的；非文献类即非文书部分，则包括绢画、纸本画、麻布画以及彩塑、木刻、壁画残块等等。“据粗略统计，目前已知英、法、俄、印等国收藏的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非文献类文物当在2000件以上。”

    敦煌遗书约5万多件，包括4～11世纪间800年的古代文献。其中有纪年者近千件，最早的为406年（西凉建初二年），最晚的为1002年（宋咸平五年），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其中，汉文文书除95%以上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其余为经、史、子、集、官私档案、医药天文等。此外，还有上万卷吐蕃、回鹘、粟特、于阗、龟兹、突厥、梵文等多种文字写本，是研究这些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民族学研究价值。

    这些文献按内容来分，则包括了地理、历史、政治、贸易、哲学、宗教、军事、民族、民俗、体育、水利、语言文字、翻译、数学、曲艺、占卜等反映中古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是研究中古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特别是数百件科技史文献更是敦煌遗书中的珍品，其中与医药学有关的近百件，有医疗方面的1000多个，天文历法方面的40多件，数学方面的约20件，水利、农业、化学等方面都有。

    这些珍贵的文献文物，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乃至世界文明史，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因此，藏经洞的发现被誉为上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四大发现之一。

    可惜，敦煌藏经洞的意外发现，也是一把双刃剑。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后，这些宝藏的灾难也便降临了。

    自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带着中国翻译蒋孝琬，跑到敦煌千方百计诱骗王圆箓，用500两银子，带走1万余件稀世珍宝（其中一部分留在印度，一部分运抵英国伦敦。其中就有印刷史上极为罕见的瑰宝、公元868年的木刻本《金刚经》）之后，各国探险家纷纷来到敦煌，将大批敦煌文物珍品“瓜分”捆载而去，让珍贵文物在重见天日没多久就遭遇了“身首分离”的剧痛。

    时光匆匆，这些珍贵的敦煌遗书今又安在？

    “大致是国内1/3，英国1/3，印、法、俄1/3。”张元林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大的收藏单位中，分别为英国藏1.3万件，俄罗斯1万多件，印度估计也在1万件左右，法国藏6000多件，中国藏约1.6万件，“所幸这些流散国外的文物基本都保存下来了。从目前来看，国内外各个收藏单位也都在用心保存和管理这些敦煌文物。”

    比如，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献不仅有一个“恒温恒湿”的保管环境，而且管理和使用上也是非常严格，有专门人员进行保存、修复；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献，每次只能取5件，而且阅览桌上只能使用铅笔。而国内各个机构收藏的敦煌文献的保管条件也在不断改善。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所藏敦煌文献的保存、修复和编目一直十分重视，将它作为善本部的“四大镇库之宝”。进入21世纪，在国家大力支持下，也修建了专门的库房，制作专柜、专盒，使馆藏敦煌遗书的保管条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了精心呵护，还规定读者在调阅时必须戴手套。

    齐力拯救，奇珍异宝“魂归故里”

    藏经洞文物重见天日即惨遭浩劫，令国人扼腕痛心。如何让流失文物回归故土，从此成了国人心中的一个梦想。

    所幸，再纷乱的年代，总还有一些清醒的人。从敦煌文物流失海外伊始，我国学者就一直为文物回归而努力。

    1909年，伯希和随身携带一些敦煌经卷来到北京，向一些中国学者炫耀，令中国学者震惊不已。著名学者罗振玉得知敦煌藏经洞还有剩余写卷时，提请学部将敦煌经卷收归国有，使敦煌文物不再大量流散。

    此后，先有王国维、罗振玉、蒋斧等学者，编辑出版了《鸣沙石室艺术》《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等书，后有刘复、胡适等一些游学欧洲的学者怀着满腔的爱国赤诚，通过各种途径，将斯坦因、伯希和等劫走的敦煌遗书抄写或翻拍下来，再带回国内进行研究。

    1934年，北京图书馆还特派王重民、向达分别到巴黎、伦敦将敦煌卷子拍成照片带回国内。他们在欧洲废寝忘食工作，带回了大量的敦煌资料。向达抄录资料达200多万字；王重民还编成了《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二卷。此时，古汉语专家姜亮夫也自费到英、法等地，抄回不少敦煌文献，后编成《瀛涯敦煌韵集》等书。

    胡适、郑振铎、傅芸子、孙凯、陈垣等一批大师级的敦煌学学者，更是开拓了中国敦煌学的许多研究领域，为我国敦煌学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段文杰在《敦煌学回归故里》一文中说：“敦煌学是当今世界上一门显学，研究的对象，概况地讲包括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史地（实即丝路史地）三大领域。”这是敦煌学的根。但在20世纪的很长时期，因复杂的社会因素，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发展比较缓慢，国际上一度流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

    这极大地刺痛了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成为他们发愤图强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以季羡林、段文杰等为代表的学者带动下，我国研究人员奋起直追，在文献资料不易获得的困难条件下，仍然取得辉煌成果，先后涌现了《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学》等许多敦煌学刊物，并举行了5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特别是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的召开，意味着80年前出走的敦煌学已经回归故里。此后，中国学者辛勤努力，再接再厉，使敦煌学在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和成就，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现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公认中国是敦煌学研究的中心。

    “在上世纪前期，‘敦煌学’的发展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张元林说，严格来讲，“敦煌学”作为一门学科，应当包括对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的研究两个方面。从这个角度看，敦煌学兴起在国外比国内要更早、规模要更大。虽然，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等人拿走敦煌文物毫无疑问是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掠夺，但从文化的角度讲，“他们在推动西方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在早期推动敦煌文化走向世界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从学术研究的趋向上看，敦煌文物的外流还导致一个有深远影响的现象。因为敦煌，西方世界和学术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知，从原来只停留在完全与西方有别的儒家文化引领下的“独立的中央帝国”，开始向不断吸纳、兼容多元文化的“世界性的中国”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则以石室藏书为引子，从中国对传统文化和传世文献、金石的研究，进一步向西北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的更广视野拓展，并开始初步探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印度、波斯、希腊等域外文化的交流与联系。

    “敦煌艺术，是外来文化特别是印度佛教文化种子，在中国汉晋以来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土壤上结出的一颗丰硕的果实。这是段文杰先生等前辈学者对敦煌艺术属性的精辟总结。”张元林告诉记者，尽管敦煌曾一度有过“国人伤心史”，但中国的学者从未放弃自己的“阵地”，通过学术研究等方式坚持不懈地开展工作，就是希望即便实物回不来，也要让敦煌文物体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它所具有的世界意义“魂归故里”。

    身在流浪，心已先归。这，或许是敦煌文物在特定时代最好的“回归方式”。

    虚拟回归，换种方式“团圆合体”

    敦煌千佛洞石室遗书，目前散存于英、法、俄、印、美、日等30多个国家。这些宝贝有没有“珠联璧合”的一天，尚不得而知。

    但，希望永在。努力，也从未停歇。

    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学者远涉重洋赴英、法等国，以抄录、翻拍形式，让敦煌文物回归故土，但与数以万计的流失总量相比，毕竟只是九牛一毛；后来，借助摄制成微缩胶卷和图录出版拓宽了回归之路，但难于共享。

    1994年，为促进散藏于世界各地藏经洞文物的综合利用，由英国国家图书馆发起的国际性协作项目——国际敦煌项目（IDP）正式启动，目标是“使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其他考古遗址出土的写本、绘画、纺织品以及艺术品的信息与图像能在互联网上免费、自由地获取，并通过教育与研究项目鼓励使用者利用这些资源。”

    “敦煌研究院与IDP的合作早在2003年就已起步。现在，敦煌研究院也是IDP的数据基站。”张元林告诉记者，20多年来，IDP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敦煌文献与文物的保护与共享，并在多国建立了IDP中心。如今，英、法、俄、德、日等10余个国家的敦煌文物收藏单位都加盟国际敦煌项目，成为IDP的多文种网站与数据库的主办者和资料提供者。

    作为敦煌文物的故乡，敦煌研究院在与IDP积极合作的同时，近20年来一直致力于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建设和虚拟回归。

    2012年，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马德为首席专家组织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获批立项，这是国内基于敦煌文献所资助的最高级别的数字化项目。

    三年后的2015年8月，敦煌研究院完成550余件敦煌遗书的“数字化”；同时，与国外收藏机构陆续商谈，率先获得法国逾400G的敦煌遗书数字资料，为有计划地进行流散于国内外敦煌遗书的数字化整理和更多敦煌文物的数字回归“开了个好头”。

    无论何人，身处何地，登录IDP网站（http：//idp.nlc.cn），即可搜索查看已经上传至IDP的“敦煌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敦煌研究院和美国梅隆基金会的合作研究，梅隆基金会将在《敦煌电子档案》中融入世界各地珍藏的莫高窟藏经洞文物资料，其目标是“虚拟地、重新将曾经是敦煌的、而现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大量书画、文书、经卷与敦煌壁画联系在一起”，实现“将那些难以访问和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访问的内容可以被访问”的目标。

    “现在是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和王道士所处那个年代已完全不同，只有加强数字化的国际合作才能彰显其活力。”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表示，敦煌文化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人类的敦煌”仅靠一家单位是永远研究不完的，我们既不能关起门来搞学术，也不能把它藏在硬盘或是陈列馆里，而是要通过现代数字化手段与全球共享，更深入全面地保护研究。当然，IDP是机构之间的自愿合作，期望不久的将来能上升到政府主导的“国际行动”，再通过持之以恒地努力，“那么，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总有一天会通过数字化的方式陆续‘回归’的”。

    古时，因“人心相通”铸就了“人类的敦煌”；现代，同样因“人心相通”，分散存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正通过“数字化”从四面八方汇聚向一个平台，朝着“团圆合体”的梦想奋力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