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渡于都河

    夏汛，连雨。

    于都城内，贡水水面宽度涨了两三百米，江水裹着红土和树枝，滚滚而去。

    当地人习惯把贡水称为于都河。82年前，自反围剿战场及瑞金、兴国、石城、长汀等驻地集结于都的8万余名红军战士，就是自此出发，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远征——两万五千里长征。

    那时，于都还叫雩都。“雩”，本为古代求雨的祭祀仪式，为 “让雨水把干涸的湖泽注满”。如今，于都河水势充盈，连绵不断的流水之声，一遍又一遍地讲着红军的故事。

    于都东门外，跨江大桥横跨贡水。大桥脚下，依江修起了栈道，沿着栈道散步，已成为不少于都人的习惯。栈道的位置，便是当年红军夜渡于都河的八大渡口之一——“东门渡口”。

    “1934年10月17日晚，中央红军就是自此渡河，毛泽东、周恩来也是从这个渡口渡河的。” 于都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黄华，指着一块一人多高的巨石，侃侃而谈。巨石上书“长征渡口”四字，为杨成武将军手书。渡口已不见当年的沙石滩，而是用青砖重新修葺的台阶。巨石一侧的小叶榕树高达十余米，亭亭如盖，“这是7年前汛期，随江漂来扎根此地的。”黄华说。

    黄华本是乡镇的公务员，后来执意应聘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为更多的人讲述长征，被黄华视为责任，“因为我是红军的后代。”

    黄华的太爷爷叫黄润发，当年随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时，已过而立。黄润发本是个农民，红军给他分了地，妻子已身怀六甲，他本想守着这简单的幸福。

    但蒋介石对苏区的“围剿”，打破了黄润发平静的生活。他报名参加红军，他要拿起枪，捍卫自己的土地和幸福。

    黄润发参加红军不久，就开始了长征。跨过了于都河的他，再没有回来，牺牲在长征的路上。

    讲着太爷爷的故事，黄华一直盯着长征出发纪念广场中的五角星。那五角星代表着自此长征的红军部队。

    没有风雨的傍晚，广场上总会聚集起一二百名市民，跳起各地都有的广场舞。舞姿大同小异，只是伴舞的曲目有些特别——《十送红军》。

    当年红军出发时，于都河畔也唱响着送红军的歌声。那时，虽然于都人口只有30万人，红军长征队伍中的于都子弟就有1.7万人。于都人送的不仅仅是红军，更是亲人。

    长征出发时，国民党的军队已逼近于都。空中，不时飞过国民党的飞机。为躲避敌机侦察，红军昼伏夜渡。

    入夜，于都河畔燃起了火把，渔船自四面八方驶来，从北岸连到南岸。老表们拆下自家的门板，附在渔船之上，架起浮桥。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甚至把自己百年后做寿棺的木板也送到红军手中。

    渡江只有几个小时。天亮前，所有浮桥都要拆除，江面恢复如常。

    就是这样，或踏着浮桥，或徒步涉水，仅用几个晚上，8万余名红军战士，不露痕迹地渡过于都河。

    依依惜别，于都人相信，亲人还会归来。但战争的残酷超乎想象，跨过于都河的1.7万名于都子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只余277人。

    “还是有一点难过的。”54岁的木匠黄余春说，他的爷爷黄炳生1931年参加红军，后来参加长征，就再没有回来。

    每年清明，60岁的胡俊都要和6个兄弟姐妹去贵州遵义的烈士纪念碑祭拜爷爷胡开轼。当年，胡俊的父亲、爷爷分别在红一军团不同部队作战，在第一次渡过赤水时，父亲曾见到爷爷，此后再未相见，胡俊家人据此推断，爷爷是在遵义附近牺牲的。

    黄润发、黄炳生、胡开轼……如今，这些名字铭刻在赣州烈士陵园251米长的烈士墙上。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战争意味着巨大的牺牲，慷慨前行的牺牲精神，也是战争中最令人动容的力量。

    亲人虽未归，但红军的印记已渗入家族的血脉，成为于都人心中不灭的骄傲。

    与长征出发纪念馆一路之隔，有一所“长征源”小学。傍晚放学，一队队学生自学校中走出，举着班牌的孩子，都戴着一顶红军帽。

    “当时有8万多名红军从这里出发”“于都有1.7万人参加红军长征”“苏区时期先后有6.8万人参加红军”……说起红军，说起长征，每个孩子都能讲上几句。对于这些孩子来说，红军不仅仅是课本上的故事，更是自己家的故事。

    车水马龙的于都街道，店铺林立，超市、咖啡馆、摄影楼随处可见，年轻人熟练地使用微信聊天、用滴滴软件叫车……当年，架设浮桥的西门、南门、东门渡口，如今已有长虹卧波。红军大桥、长征大桥、渡江大桥，依次横跨大江。

    大桥连接着老城与新城，黄华和朋友们经常走过大桥，到新城的生态公园散步。新城中，工业园、返乡创业园、体育中心、文化馆等设施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着。

    战争的痕迹已很难找到，但红军的印记仍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一如那滚滚不竭的于都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