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的夜里12点，鸡年的钟声刚刚敲响，我放下正不断跳出红包的手机，来到了东城区的豆瓣胡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二氧化硫味儿，这是烟花爆炸后的气味儿，在我的记忆中，这种气味儿，也是“年味儿”的一部分。

    12点半，本应是爆竹声最密集的时候，但是今年的这个时间，这座城市已经逐渐安静了下来，划破寂静的，是一片扫帚的声音。当人们正在家中享受团圆的喜悦的时候，京城数以万计的环卫工人走上了街头，开始了他们的“除夕夜”。

    杨万里，甘肃天水人，东城区环卫中心的一名环卫工人。一顶鸭舌帽，一件不厚的棉袄。十几分钟的清扫过后，他的额头上已经挂上了汗珠，像这样的工作，在这一天晚上，老杨还要继续干上三四个小时，而白天他还要去继续做自己日常的清扫工作。当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只是说不累，挺开心的。

    这是老杨在豆瓣胡同度过的第6个除夕夜了，自打做上了环卫工人，他还没有一年的春节是在老家度过的。他说，春节是“要紧的时候”，要等节后“不要紧的时候”再回家看看，每年如此。

    这天晚上我采访的环卫工人有甘肃的、河南的、安徽的，也有来自北京郊区的，他们来自全国不同的地方，他们说着截然不同的方言，但是在除夕夜，他们却团圆在这条不长的胡同里，扫帚反复摩擦于地面的声音，是属于他们关于这一个除夕夜的声音记忆。我采访的每一个环卫工人，脸上都挂着笑，我采访时并没有镜头，面对一个小小的录音设备，他们并无需假装出笑容，我想说这笑容看起来也是真切的，这笑容甚至看起来比几个小时年夜饭饭桌上的笑容来的还要真实、还要快乐。

    王雷，北京人，市安监局的一名调研员。1981年出生的他，自打大学毕业，就一直在安监部门工作，12个年头过去了，作为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北京人，他还没有一年的春节是在家过的。春节头两天我跟他一起巡查北京的烟花爆竹零售点，一路上他一直在说希望大家给点儿力，别出什么岔子，要是有不合格的，春节就更不消停了。整个北京市的安监系统，春节期间每天都要对各个烟花零售点进行起码两次的安全检查，所有的一线人员在春节期间都是停休的。

    最让我意想不到的还是春节这几天北京的空气质量出奇的好，在年三十采访时，同行们就纷纷感叹今年“爆竹味儿”比往年小多了，当我在初二白天在地坛采访时，天空更是蓝的感人，而我在采访时也再也不用通过“猜”的方式来判断口罩里面的采访对象的表情了，没了雾霾没了口罩，让人们脸上的喜悦不再只属于自己。

    说起雾霾，百姓总有些无奈，好像这是件大事儿，不是一个个体能够左右的。到了春节，人们更加担心大量的烟花燃放，京城怕又要“不见天日”了。然而人们的“无奈”并没有变成“无动于衷”。

    在我采访的市民中，有超过半数的人在今年都减少了烟花的购买量，去年还在放各种大型花炮的张大爷，今年就只买了两挂鞭炮，也更有市民表示今年是最后一年放炮了，明年就不放了。从我自己的体会而言，在过去几年，要想在春节期间睡个好觉，就一定要在睡觉时提前带好耳塞，而今年，我没有戴耳塞，却依然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一个自然醒。市民们对于减少放花炮，都不约而同地给出了同一个理由：“环保”。

    这是令人感动的，因为人们大多都知道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可是当整个社会中，像他们这样在行动中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北京的天空，原来春节中的北京的天空，也可以像今年春节这样的蓝。

    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如果说每年都有那么一天，我都会固定地和一群人在一起，固定地做一样的事，那就是除夕。今年，是我做记者的头一年，而这一天，我也终于做起了不同的事儿，和不同的人在一起，新闻的工作让我多了一些忙碌，却也同样多了一些眼界。终于，我在除夕这一天，走进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体验着不一样的“年味儿”。忙碌之外，更多的，是一种作为新闻人的“满足”。

    “过年”和“回家”这两个词往往是被绑定在一起的。春节几天，采访了太多在一线工作的人，这两个词，在他们身上，都没有走到一起。谈起春节的工作，没听到一句抱怨，甚至感受不到他们任何或喜或悲的情绪起伏，他们就像平常一样，做着手中的工作。甘地说：“就物质生活而言，我的村庄就是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世界就是我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