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山西广播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尚晓东

　　尚晓东（右）与他的同事在纪录片拍摄现场。李少平 摄

　　山西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邢书良至今还记得5个月前自己的一次感情宣泄：听到尚晓东离世的消息，他反锁住办公室门后痛哭了很久很久。他为失去一位爱纪录片像爱生命一样的好下属、好导演而哭，为失去一个一心为工作、不计名利、活得简单的好干部而哭。

　　时间永远定格在了2016年7月1日9点50分，山西广播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原纪录片制作中心副主任尚晓东在山西省肿瘤医院病逝，年仅47岁。当晚8时整，他担任总编导的6集文献纪录片《火种》在山西卫视首播，山西台的许多领导、同事，与尚晓东多次合作的党史专家，以及他的亲人们含泪收看了第一集。

　　汾河为之呜咽，因为它目睹了尚晓东为400多部（集）电视纪录片日夜奔波的身影；太行山顶的电视转播塔为之含悲，因为它记录了尚晓东孜孜不倦工作的每一个瞬间……

　　“他的血管里似乎永远流淌着历史责任感”

　　尚晓东是山西长治人。1992年，他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专业毕业后，来到山西晋城电视台工作。6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调入了山西电视台文艺部，分配在文化专题节目《一方水土》做编导，从此，他和电视纪录片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对红色纪录片的兴趣是从拍摄《赵树理》开始的。2005年，晓东通过竞聘担任了《一方水土》制片人。第二年，为了纪念赵树理诞辰100周年，台领导决定制作一部纪录片，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晓东头上。当年7至8月，他和摄制组沿着赵树理创作路线山西、河北、北京走了一圈，作为总撰稿、总编导，他不仅要审查节目，还找了一米多高的书，4万多字的脚本硬是让他在炎热的夏季赶写了出来。节目最后获得第二十届‘星光奖’优秀纪录片奖。”尚晓东的同事姬丽红面对《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回忆道。

　　从《赵树理》的拍摄中，尚晓东感受到了红色历史纪录片在山西这块曾经风云激荡的土地上的匮乏。“观众需要纪录片，更需要传播红色信仰等正能量的纪录片。”尚晓东在一次节目组内部会议上曾这样说。

　　2010年元旦前的一次朋友聚会上，尚晓东认识了山西省委党史办研究员巨文辉，二人似乎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2011年是建党90周年，年初，山西省委希望拍摄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在山西的纪录片，尚晓东主动接棒，开始与巨文辉马不停蹄地策划大型系列纪录片《足迹·山西90年》。

　　“尚晓东是一个非常较真的人，特别是在纪录片的质量上。”巨文辉回忆尚晓东时眼里一直噙满泪水。他说，他和尚晓东为了《足迹·山西90年》吵了不止一次，“我追求严谨、准确，所以我认为片子宜粗不宜细；晓东也追求严谨、准确，但更强调艺术化、通俗化、情节化，我不同意，两人就吵，多数时候都是各自退让，有时还让别人协调，后来总体看，他是对的。”

　　在较真的背后，是尚晓东对革命烈士的敬仰，是他内心深处具有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情怀。他要通过文艺的镜头把先辈们追求真理、无私奉献的精神直插观众心底。

　　《足迹·山西90年》选取60位人物或群体，从山西建党第一人高君宇，到牺牲在塞上荒原中的女英雄李林，从社会主义建设岁月中的李顺达、申纪兰，到改革开放时代的李双良、傅昌旺，从大寨群英，到当代右玉共产党人……在历时3个多月的外拍中，尚晓东和他的团队成员足迹走遍山西各地及周边省份，行程近两万公里，采访专家和事件亲历者100多人，并发掘和拍摄了大量的原始文字影像资料。该片播出后，收视率一路走高，最好时达到4.84%。时任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看完全片后专门批示出版社出版该片的音像制品，并将该片作为山西党建教材。该片还入选了原国家广电总局向全国推荐的纪录片名录。

　　《足迹》的成功，使尚晓东一发而不可收，他和他的团队先后又摄制了《旗帜：山西记忆》《太行山上》等红色题材的电视纪录片。

　　山西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张敬民告诉记者，尚晓东的血管里似乎永远流淌着一种历史责任感。由于他多年在党史片方面的辛勤耕耘，有不少人认为他是山西的红色纪录片专家。

　　“只要忙起纪录片来，他就把身体抛在脑后”

　　近1.8米高的个子，略显胖，头发有点自来卷，说话不喜欢绕弯子，爱抽烟喝酒，这是同事们对尚晓东的总体印象。

　　在山西广播电视台，尚晓东有一个绰号——大师。和尚晓东在一个节目组工作过多年的山西广电信息网络集团发展规划部主任赵海冰说，得名“大师”，源于人们对尚晓东纪录片制作水平的认可。

　　邢书良回忆说，2005年拍摄纪录片《揭秘大同煤矿万人坑》时，由于大同当年有多名矿工被日本鬼子活着扔进万人坑，有人幸运地爬出来活了下来，采访时有些人说自己也是从万人坑里爬出来的，尚晓东要求认真甄别，必须有佐证材料。“决不让一个假情节进节目！”尚晓东当时对节目组的人说。

　　尚晓东不仅对纪录片反映的历史事实要求求真、求证、求实，每一次创作还都要寻找最触及人们心灵的动情点，追求视觉艺术的感染力。赵海冰就记得，为了一部过春节的纪录片，有一年腊月三十傍晚，尚晓东一个人爬上太原市迎泽大街的最高楼，用十几分钟专门拍摄正在燃放的烟花。

　　尚晓东的家在太原市府西街一座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旧楼里，一个七八平方米的小房间是尚晓东曾经的书房。妻子赵雪红也是山西台的员工。尚晓东去世后，她把那间书房按照原来的样子保留着。在她看来，尚晓东过分追求完美，他做总编导的片子名义上撰稿是别人，实际上他都要亲自改写。白天写不出来，他就在妻儿入睡后整夜整夜地写作，累了就抽支烟。“早晨一打开门，满屋子都是烟雾。”赵雪红回忆说。

    同事毕志聪也记得，尚晓东审稿常常通宵达旦，审完传到邮箱的时间往往是凌晨四五点。

    2012年5月，尚晓东担任了山西台纪录片制作中心副主任，他如鱼得水，更加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2013年，尚晓东体检发现了糖尿病，开始注意饮食和休息问题，但只要忙起纪录片来，他就把身体抛在脑后。”赵雪红说。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尚晓东主动策划了8集献礼纪录片《太行山上》。该片聚焦八路军总部多次驻扎的山西武乡县，全景式展现了军民团结誓死抗击日寇的英雄气概。同年7月，山西台组织集体体检，尚晓东由于忙片子错过了时间。8月初，他开始进入紧张的撰稿和审片阶段，发现腿有点疼，但他一瘸一拐仍然坚持一边写稿、一边审片。直到9月1日片子最后送审，他才在领导、同事的督促下去医院检查，不幸的是癌细胞已经扩散。

    “弥留之际，他还在关心自己主导的纪录片”

    尚晓东病倒了。但病倒的是他的身体，他的意志一点也没有倒，他对纪录片的追求一刻也没有停。

    在病床上，只要有同事、领导去探望他，说着说着他就谈到纪录片的发展问题，从内容构思到表现形式，从投资模式到生存土壤，他都滔滔不绝。虽然在《一方水土》时，他也带着大伙做了很多反映山西文化内涵的纪录片，但他的梦想是，通过一个50集的系列纪录片，用通俗易懂的视角把山西厚重的文化资源集中反映出来，让全国、全世界人民都重新认识山西文化，品味山西文化。

    “他希望每一个电视台都给纪录片一定的空间和土壤，不要让所有节目都拼收视率。”赵雪红说。

    “在去世前两个月，他还在思考纪录片如何突破两大难题：国内的市场不成熟，国外不接受，难以走出去。”山西台总编室主任王云飞说。

    今年2月，毕志聪去家里看望尚晓东，聊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已经依靠注射大量吗啡止疼的尚晓东马上和毕志聪详细策划了纪录片《火种》。尚晓东提出拍共产主义在山西的萌芽或者拍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先烈，最后决定拍前者，开始起名《信仰的力量》，后来看到中央电视台有个片子用了这个名字，大家又商量改成了《火种》。

    6月15日，尚晓东住进了山西肿瘤医院。6月19日，就在中考的前一天，他从医院回了一趟家，因为儿子要参加中考，他要为儿子打气，而到此时，儿子还不知道父亲10个月前已身患肝胆管瘤癌症并已晚期。

    六七天后，尚晓东开始进入半昏迷状态。29日上午，刚刚清醒过来的他突然对陪在身边的妻子赵雪红说了两个字：“稿子。”赵雪红问：“你是不是想问小毕做的那个片子？”他点了点头，赵雪红说稿子早交了，片子也审完了，马上就要播出，放心吧。尚晓东“哦”了一声。

    7月1日9点50分，尚晓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尚晓东去世后，山西台党委对他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尚晓东同志对事业孜孜以求，对困难奋发蹈厉，对病魔坦然面对，是一个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他的优秀品德、优良作风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