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购买海外商品的中国消费者增加，美国互联网零售业巨头亚马逊正在踌躇满志地实施其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布局。图为在亚马逊特雷西运营中心，工人正为发往中国的商品打包装箱。新华社发

    鲁传颖 （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专家）

    俞晓秋 （中央编译局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

    唐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信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杰森·希利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网络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

    胡逸山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员）

    奥列格·杰米多夫 （俄罗斯政治研究中心国际网络安全问题顾问）

    玛里莉亚·马西埃尔 （巴西智库瓦加斯基金会技术与社会中心研究员）

    事关国家安全，中美都已将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

    鲁传颖：网络安全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议题，现在主要指的是网络空间安全，不仅包括互联网安全，还包括空间中的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等更广泛内容。中国高度重视网络安全，2014年2月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明确指出网络安全事关国家安全，“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首次将网络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要求统筹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安全、开放、合作。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构建网络安全法律体系，近期陆续出台的《国家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九）》等都将网络安全视为重点内容，首部《网络安全法》也将在人大审议后出台。这些举措将会对保障中国的网络安全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俞晓秋：2014年以来，“网络安全”一词在国内被广泛使用，强调的是网络空间安全，而非狭义的网络系统安全。依据《网络安全法》草案，我国网络安全涵盖的内容，包括关键基础设施及网络运行安全，防范网络攻击入侵、干扰破坏、非法使用和意外事故，以及网络空间信息传播与公民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等。中共十八大报告将网络安全与海洋、太空安全并列，视为全球性问题，提出要从战略高度给予重视。

    美国的网络安全旨在重点保障联邦网络正常运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信息系统以及组织、机构、企业和用户信息数据资产的安全，提高及时识别和应对网络偶发事件能力。自2003年颁布《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后，网络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2011—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先后签署了改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等4项总统令，同时美国政府还公布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可信赖网络空间：联邦网络安全研发国家计划》等重要文件。目前，美国官方已将网络安全威胁视为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威胁之首。

    唐岚：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提出信息高速公路以来，其对网络安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网络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与深化。奥巴马第一任期就职伊始，就对整个网络安全管理体制大幅调整，在白宫设立了“网络沙皇”一职，直接对总统负责，并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员，从最高层级对美国网络安全政策进行协调与部署。2011年出台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提出建立一个“开放、互通、安全和可靠的未来网络空间”的目标，并从经济、安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规划了美国的网络空间蓝图。

    杰森·希利：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信息通信技术的依赖度都非常高，网络空间性质决定了很多不同目的的团体对目标发动攻击比防御要容易得多。基于这两点，一个国际基本共识和态势就是，各方都在加强网络空间的防御。从1998年开始，美国政府就针对确保网络安全制定了政策，而网络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并非常复杂。今年奥巴马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将矛头对准的是直接发动网络攻击的个人或团体，虽然现实中抓捕发动网络袭击的罪犯有相当大难度，但美国政府希望给发动袭击的团体以压力。

    胡逸山：我曾在国际电信联盟工作，我认为，美国对网络安全的考量基础是其能否持续地主导全球互联网，因为互联网诞生与美国军方主持研发有着密切关系，美国更关心其在互联网技术等层面的运作进行主导。反之，则认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例如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虽然名义上由国际知名人士主持日常运作，但美国始终在幕后，至少在技术层面上对此进行干预。因此美国对网络安全的定义比较霸道：如果国际互联网秩序不是由美方主导，那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存在不同看法，折射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认知、文化上的不同

    鲁传颖：中美是网络空间中两个最主要的行为体，一个是网络发展中国家、一个是网络发达国家，中美在网络安全上存在不同看法，实际上也折射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认知、文化上的不同。

    当前中美的网络关系正处于全面磨合当中，在网络空间主权、网络自由等一些基本原则上取得了共识，但也在网络攻击、网络监听等一些具体领域存在分歧。双方都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领域的分歧与合作，特别是近期双方高层加强了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互动，两国元首互派高级官员讨论加强网络安全合作，为双方今后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应看到，网络安全是全球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并将长期存在。这就需要中美两国的政府、媒体、企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推动合作。

    俞晓秋：一方面，中国是网民人数最多、网络应用服务发展最迅猛、信息技术产品服务市场需求最大的信息化发展中大国；美国则是信息技术最先进、网络化覆盖程度最高、信息技术产品服务国际竞争力最强的信息化发达大国。另一方面，中美是世界上受黑客攻击、病毒侵袭次数最多、频率最高的两个国家，都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者。面对网络黑客攻击这一“共同威胁”与“全球公害”，中美理应展开对话、交流、合作，共同遏制和打击全球日益猖獗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共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与安全事务大计，支持和推动联合国全球网络治理议程和工作取得更大进展。若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陷入对抗，那么两国间相互的实际利益必将首先受损，会妨碍两国整体关系朝着健康、良好、稳定的方向长期发展，也不利于推动国际社会就全球互联网治理和网络安全事务达成共识、加强合作。

    唐岚：近年来，“中国网络间谍”“中国黑客威胁”等言论频频占据美国各大媒体头条，夸张地认为中国具有无所不能、无坚不摧的网络破坏能力，甚至传言要“制裁”与“报复”源自中国的网络攻击。错误的判断必会带来错误的政策。这样做是不利于中美在网络安全上展开合作。

    美国是互联网的创造者，中国的确从互联网发展中获益良多，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当下及未来网络空间的积极建设者。与传统领域一样，中美在网络空间的立场与主张必然会存在分歧与矛盾，对网络安全的优先考虑也不尽相同。中美不应回避，而应通过共同努力去管控分歧、促进合作。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所言，网络空间使得国家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就决定了网络已经把各国，尤其是中美这两个网络大国打造成为“共同体”，网络安全与稳定是各国的共同利益，合作才是应对网络威胁的有效途径。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是合作还是对抗，是良性竞争还是剧烈冲突，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全球网络的稳定。中美有必要通过有效沟通与合作为国际社会做表率。

    杰森·希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将访问美国，奥巴马面临一个难得的与中国达成战略性协议的机会，以便缓解双方在网络领域的紧张气氛，从而加强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如果美国选择“打击报复”或者其他一些鹰派主张的强硬做法，局势可能变得难以管控。在网络空间中，中美双方都感到自己是受害方。客观地说，美国拥有众多互联网基础设施，如国家安全局、美国网络司令部、因特尔、社交网络公司等机构，因而，中国会感觉自己是网络间谍的受害者，毕竟2013年前美国中情局雇员斯诺登泄露的文件显示，中国是美国秘密网络行动的头号目标。

    胡逸山：当前，中美网络商家已在对方国家拓展业务，双方都在努力促进商业交易等领域的网络合作，以便互联互通。例如我在中国，能够很便捷地使用美国开发的贝宝（PayPal）支付系统，甚至比我在美国使用的频率还高；同时，美国的许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由中国华为公司承担，可以说在这一层面双方合作还是比较好的。但在战略层面上，中美对彼此尚有一定的提防心理，想防止对方通过互联网对自己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