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报大监督。《世界新闻报》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将挖掘王室成员、政府官员、体育娱乐明星等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丑闻作为最热衷的题材。它冲破了限制王室新闻报道的陈规，从1997年戴安娜王妃过世该报进行了大篇幅图文结合的报道后，王室隐私、丑闻一直是该报热衷的题材：玛格丽特公主的地下情、哈里王子的种族歧视言论，以及吸食大麻和酗酒的照片均遭受过披露。英国王室曾认为，近十年来英国王室形象的下跌或与该报不无关系。在政府官员中，它也揭露过战争大臣约翰?普罗富莫、国防部次长安东尼?兰布顿、作家兼议员杰弗里?阿彻等人的丑闻。

    这些报道虽然以迎合人们偷窥欲的丑闻为卖点，但客观上在一定程度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对监督公众人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甚至将一些警察难以取证的达官贵人送入了监狱。这也是许多名人政客对它感到恐惧和它深受读者追捧的原因之一。

    小报大影响。《世界新闻报》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英国政局有一定的影响力，它本身具有政治倾向，许多政界人士认为它对选举结果有着显著影响进而竭力与这家报纸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有事实证明，在过往的选举中这家报纸对于民意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抛开是非功过，一张小报拥有这样的影响力确实显示出了其在英国传媒界的地位。

    猝死：多年“慢性自杀”的恶果

    正如《世界新闻报》在其告别版所称“我们迷失了方向”，的确，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挖掘他人隐私和新闻线索上，《世界新闻报》在错误的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它以媒体的公信力为代价铸就了虚假的辉煌，终于在东窗事发时难辞其咎。

    有偿新闻的始作俑者。在英国小报中，花重金收买当事人或知情人以获得新闻线索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而《世界新闻报》常常被列入始作俑者之列。该报内部许多记者甚至管理人员认为，由媒体工作人员进行新闻调查常常既耗时又费力，更重要的是，在新闻线索的获取上往往不能先人一步，获得独家消息，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做法。因此，他们提倡向知情人“买新闻”，用独家新闻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和广告吸引力来填补购买新闻线索的花费。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媒体或多或少地加入“购买新闻”的行列，英国新闻界的文化也随之改变。“有偿新闻”泛滥，信息提供者的胃口越养越大，甚至警察也身陷其中，一些新闻线索的中介公司几乎发展成为产业。这一现象在英国的国内外都受到了不少的批评，但一直难以根除。面对质疑，《世界新闻报》曾为这种行为公开辩护。

    “钓鱼采访”蔚然成风。“钓鱼采访”是《世界新闻报》惯用的挖掘独家新闻的手段，该报将这种乔装打扮设陷阱诱导新闻的方式运用得淋漓尽致。例如马扎?穆罕默德是这张报纸的首席调查记者之一，这位行踪神秘很少在外界露面的记者便是靠着一副好演技，扮成不同身份的人设局诱骗当事人讲出内幕。他曾经扮演成阿拉伯酋长骗取索菲王妃关于王室的内部谈话。由于他引诱埃里克森说出在世界杯结束后离职的内幕，《世界新闻报》遭受起诉，但报社发言人表示“我们对我们的报道百分之百负责，我们的调查揭露了埃里克森的一些内幕，我们认为球员和球迷有权利知道这些”。

    对于这种行为，反对者批评为新闻专业性的贬值；而倾向这种做法者则认为，在一定的道德和法律约束内，有限制的运用这种方法对有效的监督政府以及一些社会名流起到了好的作用。不论怎样，凭借身后强大的律师团体和资金支持，《世界新闻报》游走在法律的灰色领域，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窃听事件”引火自焚。《世界新闻报》陷入窃听丑闻已不止一次。它最初引起警方重视是在2005年该报报道威廉王子的膝盖受伤，由于这是一起知情者甚少的事件，《世界新闻报》的报道引起了王室的怀疑。警方守株待兔，于2006年发现该报记者涉嫌窃听威廉王子、哈里王子的手机信息，《世界新闻报》记者古德曼和穆尔凯尔各自在家中被拘捕，2007年两人分别被判处4个月和6个月的监禁。在两名记者入狱4个月后，时任编辑安迪?科尔森引咎辞职。该报的窃听事件浮出水面。

    不幸的是，这起事件并没有给报社敲响警钟。直至今年四月，《世界新闻报》首席记者瑟贝克和原新闻主编埃德蒙森还因涉嫌非法窃听多名政要的电话被捕。如果说之前窃听名人政要的信息在英国社会娱乐的心态下尚且可以被接受，此次“窃听门”不仅被指责为“造成受害者二次伤害”的不人道行为，更让公众人人自危，最终突破了社会接受的底线，导致这家168年的老报在一周之内“猝死”。

    此外，伪造“匪帮”自制假新闻，大量雇用私家侦探，放弃新闻专业性而凭借旁门左道的手段获取新闻，这种透支媒体公信力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可以说，此次的窃听事件只是引爆《世界新闻报》内部各种矛盾的导火索，表面上的“猝死”实则是它多年来“慢性自杀”的恶果。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