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教党课]主管部门和新闻媒体领导谈杜绝虚假报道

真实，不能触碰的新闻底线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李东东

    中国共产党今年建立 90 年了，党的新闻事业应该说是早于建党的，是在早期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之际就开始了，可以说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回顾一下从陈独秀、李大钊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筹备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中，先驱者无一没有办报、办刊的经历。1915年陈独秀创办并主编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大家都很熟悉的《新青年》。李大钊1916年开始办杂志，先是办《晨钟报》，后来和陈独秀一同办《新青年》。毛泽东1919年办《湘江评论》，周恩来1914年办《敬业》、1920年办《觉悟》。党的新闻事业在一代一代新闻工作者手中发展，前赴后继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很好的局面。而新闻不真实，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是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恰恰相反，说明我们工作中出了问题。

    回顾六十多年前，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揭露和打击虚假新闻，倒是我们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重要内容。

    解放战争时期，在重庆这片热土上，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短兵相接进行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重庆《新华日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拿到国民党反动派主管的报刊里的假新闻，就揭露批判它是造谣、诬蔑，并由此推导它的报刊和通讯社，它的宣传机构是谣言制造工具，像戈培尔一样。大家都知道戈培尔是纳粹的宣传部长，他通过造假维护纳粹的利益，是希特勒的造假宣传部长。我们通过假新闻来质疑刊登国民党新闻媒体的公信力，进而质疑兴办这些新闻媒体的国民党反动派政权。

    我找到了陆定一同志1946年1月11日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 ：《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其中就指出：“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

    我在前年访问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的一位官员，在陪着我们从一个场合赶到另一个场合的时候，就在莫斯科河的一个桥上，车速降了下来。他主动跟我们说，请代表团留意一下，压慢了速度的地方，就是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在这个桥头的一辆坦克上发表演讲的地方。当时没有一个苏联共产党员站出来反对叶利钦的演讲，苏联的群众也就是老百姓，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维护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被自己的党员抛弃了，被人民抛弃了。表现在人民不相信执政党，抛弃了执政党。当然，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复杂的。

    我们可以设想，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执政60多年的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的敌对势力，用武装斗争、武装抗衡来争夺天下，恐怕不现实了。但枪杆子之外的笔杆子，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却更加激烈。人是受到文化等因素深刻影响的社会主体。文化的功能在于通过对人的塑造和影响来增强或者涣散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从而最终影响综合国力的实现。我们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无论是理论武装、新闻宣传、社会宣传、文学艺术及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就是为了凝聚人心，提高素质，把人民凝聚起来，一心一意搞建设、谋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在这样一个进程中，新闻媒体作为整个意识形态战线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在建党 90 年、执政60 年、改革开放 30 年这样一个很好的经济基础、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之下，应当能够更好地承担起我们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绝不应该发生虚假新闻这样触碰底线的事情。如果说，有时个别的地方没有把握好，没有判断好，有些报道在反映民意、传达党委政府声音等方面，由于水平和把握有一些偏差，这都是可以允许的，或者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像新闻真实性这样触碰底线的事情就不应该发生。如果我们二十多万领取记者证的新闻工作者，都能够比我们的前人、比一代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做得更好一些，或者起码能够遵循他们的优良的工作传统、继承他们的道德精神去努力、去实践，我想这种杜绝虚假新闻的教育活动，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反客里空运动——党的新闻事业史上首次反对虚假报道

    在党的新闻事业史上，局部出现失实的现象有过。比如，在1947年土改的时候，当时因为工作有了一些成绩，所以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这个时候新闻宣传跟着出现了一些情况，出现了失实报道。1947年6月，《晋绥日报》开始认真检查了新闻报道，也就是说在当时的部分根据地的新闻战线，认真进行了反“客里空”运动。但是那次是局部的，没有形成像今天这样整个新闻战线来反对虚假新闻的现象。

    客里空，是一个人的名字。苏联卫国战争时一位作家创作了一个话剧叫《前线》，《前线》里有一个军事特派记者，名字翻译过来叫“客里空”。客里空在采访的时候，不是深入到战士中间去了解情况，而是整天待在指挥部里，捕风捉影，编造新闻，后来新闻界就把新闻失实现象称为“客里空现象”。

    党的新闻工作中出现新闻失实现象的时候，大体上都通过积极的教育整顿，得以纠正。反“客里空”是在土改的时候进行的。我查了一下有关资料，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绝不能允许出现虚假新闻。在1947 年反“客里空”的时候，通过运动，通过教育，通过制度，通过纠正，党报做到了对几个关键环节的重视和调整 ：

    首先，是稳固和坚持党性，并将其传达出去。坚持端正党的立场，所以首先要纠正党组织在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对整个土改运动有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认识。走群众路线，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上保持党的思想的正确指导性。如在《人民日报》1948 年 11 月 2 日一版的《太原、冀鲁豫、北岳区党委纠正左中右倾错误》，以及同时组合配发的新华社社论《在结束土地改革的地方纠左必须防右》，这说明作为党报的领导者，党首先要对自己思想上的偏失进行修正，党报必须要有党的正确领导，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党报才能有党的立场，用党的思维立场来思考现实问题。

    其次，规范组织，保障组织成员向组织目标努力。在运动中出现了作为组织成员的编者作者的自我检讨，更出现了把肃清“客里空”与检查端正领导作风结合起来。如9月18日起《晋绥日报》连续4次，天发表《关于“客里空”的检查》，将检查的重点指向了报社领导人员，要求肃清组织内的“戈尔洛夫”， 规范组织内部成员，确保了党报在这一时期发挥的积极作用，在这一规范过程中，党报重视群众的监督作用，通过读者来信揭露失实报道的方式，是当时党报进行有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手段。再次，重申严肃贯彻新闻真实性原则。新闻要用事实说话，事实中要代表百姓的所思所想。只有如此，党报才能反映群众心声，有比较普遍的群众基础，真正实现“群众办报”，让新闻报道深入到群众中去。

    反“客里空”运动是由党报发起的反对弄虚作假的作风、坚持新闻真实性的运动。在解放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情景中，这次运动具有普遍影响，达到了这样的目的：

    首先，党报在新闻实践中确立和维护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其形成了群众监督的风气，落实了群众办报的思想。最后，这是一次新闻界的自我教育。这场运动，克服了土地宣传中右的倾向，改造了新闻工作者的立场与作风。党报工作者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和作用，必须成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所以他们的思想行动，必须与党的思想行动保持高度的一致，根据党工作的需要不断调整和改进自身的行为，这在任何时期，都是党报工作者必须坚持和贯彻的。

    今天，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新闻事业极大地发展了，媒体形态多元，从业人员众多，已经是百万新闻大军，其中近22万人领取新闻记者证。我们应当认真担负起教育培训这支队伍的责任，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提高队伍素质。面对新时期新任务，忠诚履行新闻工作者职责，承担起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应该是义不容辞的，而且应该是超过前人的。

    写人所不写，写人所不能写

    党的新闻事业史上，优秀的领导干部和优秀新闻工作者很多，这里，我想以范敬宜院长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为例。十年前，我对他的新闻造诣作了概括 ：“写人所不写，写人所不能写”。

    “写人所不写”说的是新闻敏感，包括政治上的敏锐性。事情随时发生在身边，可写可不写 ；题材可大可小，看似信手拈来，不经意间写起，其实由小见大，由此及彼，推衍到了大事、大局。“写人所不能写”说的是有深厚的知识、学养，能在新闻报道或通讯、随笔这些“易碎品”中，纵横捭阖，慎终追远，记事、辨理、谈古、论今，延伸了新闻的内涵，因而能脱颖而出，超越了仅仅记录新闻本身，居高声远。

    前者，“ 写人所不写 ”，举一个新闻采写的例子《月光如水照新村》，这条仅有四百五十多字的短新闻，曾被新闻界朋友戏称为“睡出来的新闻”，并作“短新闻”的一个案例收进不少新闻教材。

    范院长是这样回忆《一条“睡”出来的新闻》的采写过程的——

    1982年，是辽宁农村改革初见成效的一年，许多贫困农村开始改变面貌，反映和讴歌这一划时代的变化，成为当时新闻媒体的“主旋律”。

    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类报道很容易走向题材趋同，写法俗套，缺乏新意。多数报道一个模式 ；实行包产到户以后，粮食产量增加多少，人均收入增加多少，农村新居增加多少……，数字罗列，文字冗长。《辽宁日报》领导向记者提出要求 ；多写一点不超过500字的 “短而精”的好新闻，要题材新、立意新、角度新，生动活泼，感人肺腑。这显然给记者出了一个难题。

    我接受了这个挑战。首先向省农业部门了解线索，他们提供了康平县两家子公社。这个公社的人均收入由历年的六七十元增加到一百六十五元。在当时就算是个“飞跃”的典型了。

    3月3日，我满怀希望地赶到康平县。县委宣传部派了一位新闻干事，陪我到两家子公社去采访。一路上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这个公社的喜人变化，使我对这次采访充满信心。

    可是，走进公社办公室，我的心一下就凉了。屋里破破烂烂，杂乱无章，桌上积满尘土，炕上被褥乌黑。哪有一点“新貌”。公社秘书见到我们倒很热情，连声说：“欢迎欢迎，我已经几个月没有回家了，你们来得正好，替我值几天班吧。晚上就睡在我这炕上，被褥都全，挺暖和的。有电话就接一个，作个记录就行……”

    我们欣然同意。好在习惯了这种贫困地区的生活，毫不介意。令人失望的是，下乡跑了两天，一无所获。这个公社基础实在太差，真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新鲜事儿。第三天早晨，县里的新闻干事提出：“咱们今天就回县吧，别在这里耗着了！”

    我笑着说：“别忙，我已经发现新闻了！”

    “什么新闻？”他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问 ：“这两个晚上你睡得怎样？”

    “睡得很好呀，夜里一个电话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睡得特别踏实。”

    我说 ：“这里就是新闻，而且是好新闻。”

    新闻干事说 ：“你别逗了，这算什么新闻。”

    我说 ：“你去找一位老秘书来，请他给我们聊聊。”

    一会儿，现任公社副社长的“老秘书”来了，我就请他谈谈几年前公社晚上的情景。他一听来意，就感慨万分、滔滔不绝地诉说起来：

    “说起那年月，就甭提了，哪有一个晚上能睡个安稳觉的？一是那时上面搞形式主义、瞎指挥多，晚上电话不断，不是电话会议，就是电话指示，催种催收，追生产和农田建设进度；二是越穷矛盾越多，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寻死上吊，都上你这来报警 ；三是要救济粮、救济款的，天不亮都来堵你被窝。现在农民生活好起来，这种现象越来越少，当干部的总算能睡个囫囵觉了……”

    老秘书的一席话，把问题说清楚了 ；衣食足然后有稳定，政策好方能有安定，“安稳觉”来之不易啊！

    记者的“灵感”来自十年的生活积累。

    以上关于采访写作的回顾总结本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后者，“写人所不能写”，这里仅举“物艺相通”的例子。1991年底，由范敬宜总编辑提议并主笔，《经济日报》开辟了一个栏目，叫《物艺相通》，就是说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开栏的话”里写道：我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曾经在一次授奖仪式上，满怀深情地介绍他的夫人蒋英。他说 ：“蒋英是女高音歌唱家，专攻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使得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因为受到了艺术的熏陶，才能够使我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在这一点上，我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作为一个一般人无法企及的著名自然科学家，钱学森认为自己能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艺术的熏陶。

    “开栏的话”接着写道 ：“这段话讲得好极了，道破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有个传统的说法，叫做“物艺相通”。物者，科学也；艺者，艺术也。二者所以相通，从哲学上讲，是因为它们有着某种共同的规律。爱因斯坦爱音乐，华罗庚爱写诗，梁思成爱绘画，决非单纯的业余兴趣，而是他们能够在科学与艺术的触类旁通中不断地获得灵感和智慧。

    我想，如果自然科学家都能这样思考问题，我们作为文化领域的工作者，更应该具有这种感悟，应该把新闻工作做得更文化一点，更艺术一点，更美一点。

    范院长和其他许多优秀新闻工作者这样的思考与实践，数不胜数。我之所以这样归结 ：“写人所不写，写人所不能写”。因为有了前者，抓住了当下的社会生活的事实，捕捉了别人没有留意、很可能独树一帜的新闻话题；有了后者，则能使事实、思想、学问、文采俱佳的新闻作品，立足千秋新闻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