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接受本网专访 冯振宇摄

    主持人：您刚才也提到了1998年抗洪的时候，您的文章开始是被批评的，是不允许被报道。再到2008年抗震救灾时，海量化、及时化的信息，短短十年，您觉得我们在灾难面前的报道有什么变化呢？

    贺延光：应该说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唐山大地震过去40年了，但在中国人心口一直是一个抹不去的伤痕，灾难太重，死亡人数太多。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媒体的报道是不充分的。到1998年抗洪救灾时，去一线之前，我跟当时报社的总编辑徐祝庆有一个时间很短的谈话，当时我对着他说：“老徐我的想法是第一要把灾难报道充分，第二才是救灾。”我说“为什么？如果不把灾情告诉公众的话，救灾是没有意义的，显不出来救灾的意义。”当时徐祝庆很支持我的想法，所以报道还是比较顺利的。到2008年汶川地震时，信息的传递就更快了。我开始是通过非正式的消息得知的，只是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汶川地震了，我就问严重吗，到什么程度。对方跟我说，反正中央电视台到四川的记者已经中断联系了。我想这个事情非同小可。我赶紧给报社领导打电话，报社领导、现在的总编辑陈小川，他说他已经接到好几个记者的电话了，大家都要求到灾区，明天一早大家来讨论这个事，为什么不当天晚上就走，因为当天晚上成都的飞机，机场关闭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报社之后，报道班子马上就组建起来了，大家在讨论谁和谁一组，前方谁指挥，后方谁协调，另外一方面联系民航，成都的机场能不能开放，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些其他准备，就是和空军联系。后来从报道情况看，报纸、电视、网络、电台所有媒体几乎是想尽办法到灾区去，我知道有一家南方的报纸，地震当天他们10多个摄影记者，3辆汽车从广州就往灾区开了，可以说是马不停蹄。这种现象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虽然事情本身来讲是一个天灾，但是从媒体的反映来讲是前所未有的一种职业状态。大家想尽办法到那去，甚至电视都是24小时的现场直播，这在中国的传媒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现在我们从结果上看，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全国的老百姓在媒体的报道下很快地被动员起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经媒体把事实真相告诉读者，读者知道了真相他就知道该如何办。所以汶川地震这么大的灾难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全国人民的救援，应该说媒体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当然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进步，在这两个大地震面前媒体的表现是截然不一样的，现在你想一想能记住哪几张唐山大地震的照片。我是搞专业摄影的，但给我印象深的也只有王文澜拍的一张营救被困妇女的照片。而且王文澜他当时是部队救灾的军人，所以才有条件拍摄。此外我很少能记得直接面对灾难，面对死亡的图像了。当然在地震博物馆我曾经看了一些大场面，这些都是从飞机上拍下去的，就是大场面，具体的灾情很少。

     可是汶川地震就不一样了，网络的图片都是滚动的，成千上万的，所以汶川地震比起唐山大地震，仅仅从我们的新闻报道上讲，是往前走了一大步。第一、很短时间把群众调动起来；第二、从国际社会来讲，我们的媒体，甚至我们的政府都是得了分的，新闻媒体透明、及时、迅速地把真相告诉中国以及全世界。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比，这样一个变化。 主持人：那么我们面对突发新闻尤其是灾难性新闻的时候，我们拍摄的过程中，一般用理性来选择一些场景来侧面反映这种灾难，还是直接面对现场用很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来反映事件本身？贺延光：我对冲击力的理解，更喜欢用感染力来表述，用这三个字可能更准确一点。因为有的新闻照片是一个突发性事件，也许是一个爆炸，或者是一场灾难；也有的照片，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的日常新闻照片，但也很让人瞩目，它未必是画面本身也多大的冲击力。当然灾难摄影，对新闻记者是一个更加艰巨的考验，在现场，考验的不仅仅是你的技术问题，同时也考验着你怎么把握这个新闻。第一、灾难新闻，你的照片就不能表现快乐，尤其在灾难现场；第二、表现灾难如何适度非常重要，还拿唐山大地震来举例，我听说，有人专门去拍死者的面容，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比较气愤，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显示这种灾难本身，还是显示作者的勇敢，我非常不理解。在这么大一个灾难面前，如果要拍遇难者，那是轻而易举的，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可以说是横尸遍野。我们过去可能认为把真实的场面直接拍下来告诉大家就是真实性了。这就又回到我刚才谈了的准确的问题了，你拍人们的悲伤是不是也是一种灾难，你即使拍遇难者的遗体，你的距离、镜头、焦距都要考虑仔细，怎么拍摄既能表现这是一场重大的灾难，又能关照到遇难者的尊严、亲属的感受、读者的接受能力，这三条是必须要考虑的，要不然摄影就太简单了，谁都可以干了。所以我的照片里边也不是没有遗体，因为毕竟是这么大的灾难，但是怎么拍是要考虑的。基本的伦理道德这个问题，不光是我们在研究，西方的媒体也是一样研究，他们拍伊拉克战争，拍阿富汗战争，也拍了很多面对死亡和伤痛的照片，但是很多外国记者做得也很到位，很多事一些象征性的东西，把战争灾难的气氛渲染出来告诉你就可以了，并不见得要直接去拍一个遇难者面容去，我们是要学习借鉴的。

    我在网上还看到，有人批评汶川地震时有的摄影记者架着一个三脚架把自己的照相机架起来，摄影记者不断地指挥站在废墟上的一对老人为他做这样那样的姿势，我觉得这都已超越了社会伦理的底线。摄影记者不能让灾民去为你的图片服务，你的图片要为新闻服务，你怎能如此摆布、导演！抗震救灾这个事对新闻媒体来讲，它的积极作用是媒体及时、迅速、全面地报道了这一灾难，动员了群众去救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所讲的一些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媒体人去思考的，不是灾难面前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镜头面前一定要有所顾忌。我们拍日常新闻也是这样的，也存在这个问题，你要对你拍摄的对象尊重，不能乱来的，要有所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