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短短数日，记者的命运成为公共议题：就在《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遭到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随后又被撤销刑拘决定后——7月30日《华夏时报》通报称，该报社女记者陈小瑛疑因报道深国商负面新闻被打；同日，四名自称霸王集团员工的青年男子被指闯入《每日经济新闻》报社上海办公区，围堵报社门口，推搡该报记者，随后该报社报案。

    这些事件的共同点有三：一是相关报道实打实地戳到了相关利益集团的痛处，或令其忽悠的华丽泡沫瞬间破灭，或将真相清楚地呈现在公众面前，颠覆了其苦心营造的诚信幻象；二是相关报道对市场走向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引意义，关涉其信誉与形象，维护了消费者或股东的利益，却令造谎者心生不爽；三是某些企业向来笃信钱权江湖的丛林法则，野蛮成为习惯、暗算奉为首选，打击报复的伎俩远比诚信经营的能力更强。

    记者权益的不堪，是法制民主之耻，是公民社会之辱。因为记者不仅是职业身份上的记者，更是一个普通公民。他们在掘进真相、恪守事实上的遭逢，是每个正义民众都可能遭遇到的权利窘境。甚至可以推断，若不是记者身份上的某种对抗性，普通公民在投诉举报这些事实中的风险更大。一份民间的记者权益报告认为，这两年发生的针对记者的刑事诉讼表明，一些官员对记者的打击已不屑于用新闻侵权民事诉讼的方式，而更愿意用刑事诉讼的方式报复，至于暗底下的威胁恐吓，更是手段翻新花样迭出。

    去年，与全国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密切相关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颁布近5年后进行了第一次修订。新修订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从原来5章31条增加到6章40条，譬如专门增加了新闻记者定义及权益保护相关内容。遗憾的是，这些条文的改进并没有事实地扭转记者权利堪忧的处境。

    记者之所以如此悲怆，事实上只是因为其代偿了社会的某些功能：媒体不是公器，然而吊诡的是，在公器失语的时候，媒体就被公众推上了公器的舞台，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这个时候，记者就不复是一个公民，而是被舆论制造出的神，不仅不能言说版面或自己的物质化生存，还得扮演圣人追寻光明与正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某些无良商家总是把记者当做自己最大的敌人，“防火防盗防记者”，却从不担心最有实权的公权部门会威胁其吹牛扯谎的行径。

    不要等到记者节才想起保护记者权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利益的博弈与角力会更为复杂、更为血腥，当此之下，若想真正保护记者，就须还原记者的职责与属性，让其承担起有限的道义与责任，让社会的正义与公平成为每个人、每个部门无可推卸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