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跨地区、跨领域、跨所有制发展等问题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谭跃提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跨地区、跨领域、跨所有制发展的问题，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会遇到一些障碍。对此，柳斌杰说，最近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下一步，中央部门所属的出版社要转企改制，与部门脱钩，就是要创造一个跨地区、跨媒体发展的环境。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出版业要发展，必须打破行政壁垒，让各种生产要素向出版高地集中，向最具优势的地方集中。按照中央的要求，已经明确提出了三五年内打造六七家大型出版传媒集团的目标任务。目前，正在打造三条融资渠道，一是通过上市筹集社会资本，实现做大做强；二是吸收大型国有企业进入，解决新闻出版业长期自我滚动发展、资本不足的问题；三是与民营资本链接，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这些政策的推动，将会催生中国出版传媒企业的“航空母舰”。

　　这次改革不但要换汤，而且要换药，还要砸掉药罐子

    在回答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王波明关于“转企改制会不会出现换汤不换药的局面”时，柳斌杰说，我们这次改革不但要换汤，而且要换药，还要砸掉药罐子。一是资产要真正地从党政机关事业性的资产剥离出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二是要建立与公司制相结合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股份多元化；三是政策上创造依法经营、自主经营、独立经营的环境。这次站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的改革，就是要确保改革到位，让出版单位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将民营文化工作室纳入政府帮助、引导、支持的范围

    在回答当当网联合总裁、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国庆关于民营文化工作室如何与国有出版社实现合作时，柳斌杰说，我们现在把民营文化工作定位为新兴的文化生产力，是出版产业大军里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将其纳入政府帮助、引导、支持的范围。发展通道有以下几个：一是与国有出版单位联合重组，利益共享，市场共享；二是模仿电视、电影制播分离的办法；三是在完成策划、组稿、编辑阶段之后，通过版权市场进行产品转让，我们正准备建立这样的服务公司。另外，我们将建立一些出版基金，比如准备建立一个500亿元的基金，专门用来扶持中小型出版企业，包括民营文化工作室，来解决制约出版业发展的融资问题。

    正在研究网络文学和传统出版衔接的问题

    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天桥提到，在虚拟世界里，他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但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网络作者除了在网上出版外，还希望能够有一本纸质印刷的出版物，他们就帮助这些网络作家找一些出版单位出版这些作品。时间长了，作者有名气了，就出现了出版社直接把作者挖走的现象，可以说，这是网络文学出版遇到了新困惑。柳斌杰解答说，最近正在研究网络文学和传统出版衔接的问题。今后的方向是，一旦有了出版权，那么各种性质的出版单位应该不受限制。

    在回答关于出版传媒上市问题时，柳斌杰说，出版传媒上市，最重要的是通过上市规范公司的管理体制，建立透明的社会监督体系。从目前来看，公司上市是最安全的一种融资方式。以前，在上市还不完全规范的情况下，不管是A股市场、B股市场，还是国外的高新科技市场，个别出版传媒企业在上市后都曾经出现过问题。但在现在，上市程序越来越规范，目前所选的上市企业都是比较优秀的企业、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应该说这些企业都是可靠的。    

　　让企业独立承担起社会责任，它们就会小心再小心

    在现场，柳斌杰署长还回答了一些观众的提问。

    有一位观众问道：“如果出版行业真的能够在中国发展起来，那么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它的影响会有多大？”柳斌杰说，孩子要读书，离不开新闻出版行业；了解新闻，也离不开新闻传媒。丰富传媒载体，及时快捷地提供各种新闻信息，这是现代信息社会所离不开的。另外，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最直接的一点就是能解决就业问题，目前整个新闻出版行业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了1100万人。

    还有一位观众问道：“现在出版业走向市场化了，而且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商业利益，追求市场的占有率，那会不会出现越来越多不健康的出版物充斥市场的现象？”柳斌杰说，低俗出版物的出版并非市场化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讲恰恰是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恶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新闻出版单位是一部分经营得很好，另一部分就经营不下去，为了生存，经营不下去的单位就出版一些低俗的出版物以换取经济效益。现在我们把企业变成了一个市场主体，更主要的是让它们独立承担起社会责任，它们就会小心再小心。另外，市场经济对市场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严格的行政管理，遏制出现不良的倾向。

　　企业老总：我们是改革的受益者

    在现场，一些出版发行企业的掌门人也畅谈了转企改制之后带来的新变化，一些专家学者也表达了对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的看法。

    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说，集团已组建7年，是第一批改革受益的单位，集团按照企业用工的办法，采取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措施，使大家工作的积极性日益高涨，企业的活力完全迸发了出来。吉林出版集团董事长周殿富说，5年时间里，集团的利润由4000多万元上升到1.4亿元，如果没有改革，就没有吉林出版集团的今天。江苏新华发行集团董事长张佩清说，集团成立10年来，改变了原来分散经营、三权分割、单打独斗的经营局面，销售收入、劳动生产率都有大幅的提高，与10年前相比翻了一番。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亚非说，时代出版传媒上市后，发展前景看好；股票上涨对股民来说是最好的事情，所以说文化产业上市，也能有好的股票，消费者得到的实惠也最多。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任慧英也谈到，作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他们早已与一些民营文化工作室建立起了合作关系。

    最后，主持人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都会评选出影响世界的一百本书、一百条新闻、一百份报纸、一百首歌曲，但是在这些当中很少有中国的，是不是文化的影响力上依然是您心中一个难以解开的结？”柳斌杰说，是啊！从国内来说，我们现在的文化影响力也还不足以影响到各个阶层；同国际上比较，世界还没有感受到中国民族的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中国的新闻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闻，这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相比极不相称。为什么我们限定在两年之内要完成这些任务，因为下一步的改革任务还是很艰巨的：第一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市场主体；第二步，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股份制的、多种经济体制同步发展的市场主体；第三步，我们才能谈得上真正建设一个有竞争力的整个新闻出版传播的体制。所以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有一种紧迫感。

    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主任刘建国、新闻报刊司司长王国庆、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办公厅副主任马国仓，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涛、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曙光、北师大出版集团总经理杨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谢寿光、山东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鸿等参加了《对话》。（冯文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