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上海书展办了一个“改革开放30周年图书回顾展”，我有幸三套图书入选：80年代主编的《五角丛书》，90年代初编辑的《中华民族故事大系》和本世纪初总策划的《话说中国》。

    这三套书在我30多年的编辑生涯中所占的分量确实很重，但我内心更看重的，是我从1974年开始参与编辑，直到今天仍在默默耕耘的《故事会》杂志。

    30多年的编辑工作，我参与编辑的图书近千种，担任主编的杂志5种：除当了30年主编至今还没有卸任的《故事会》外，还当过《旅游天地》、《艺术世界》、《秀》、《金色年代》的社长或主编。但30多年的出版工作，有影响的就是三套丛书和一本杂志。这样的结果，也多少反映了出版工作的规律。

    《五角丛书》总共出版了150多种，平均印数在100万册以上。它绝不是简单、粗糙、快餐式的出版，而是将某一类全新的文化信息根据读者的需求加以浓缩。许多书稿，在作者的认可下，都是从10万甚至20万字中精编出来的。尽管只有96面，但没有水分，含金量高，难怪至今仍有不少读者保存着这套小书。大众出版如何为读者着想，既价格便宜，又内容充实，在今天中国的图书市场，仍然呼唤这样的出版精神。如人生能够重来，也许我仍然想编一套内容新、没水分、价格低、容易读的小丛书，我深信，中国的图书市场需要这一类作品。

    《中华民族故事大系》在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中影响很大。我在编辑《故事会》杂志的同时，参与民间文化的图书出版工作。有些少数民族有他们的语言，没有他们的文字。他们用口头故事记录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将他们的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出版一套集56个民族于一体的故事大系，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图书回顾展”将这套书列入其中，它使我醒悟到，填补空白，传承文化，至今仍是出版工作者的责任。

    《话说中国》是一套大众历史读物，它用讲故事的方法讲历史，出版的初衷与《故事会》有关。“有大刊，必有大书”这是世界期刊出版大家的豪言壮语，他们用书刊互动的出版方式塑造自己的品牌，中国的期刊出版人为什么不能？我把人生的主要心血都奉献给《故事会》这本普普通通的小杂志，我要设法把它的事业做到极致。十几位史学家写了2年，编辑团队做了6年。这6年，我们是在创造一种形式，以求更好表现内容，适应今天读者的需要。我们以后发制人的战略进行创新，在世界范围寻找新的出版模式，甚至采用杂志、网络及其他媒体的表现手法，使得这套16卷4800面的大书可以从任何一面读起。《话说中国》感动了中国读者，至今已创造销售码洋1.8亿元的奇迹；《话说中国》走向了世界，国家领导人把它作为国礼赠送给世界友人，美国《读者文摘》购买了海外的版权。《话说中国》是在改革开放后期出版的，这套书的成功告诉我：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用多出书的方式满足读者市场的需要，那么今天就要通过创新来满足读者市场的需要，努力扩大出版物的社会影响力，这也成了我们新的追求。

    至于《故事会》杂志，30多年来，我见证了它的发展和壮大。这本从改革开放初期发展起来的杂志，在上世纪70年代末发行量就位于中国期刊的第一梯队，至今还稳居中国杂志的第一梯队，而且与同类杂志保持着10:1的差距，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不少同行喜欢问我长盛不衰的秘诀，有时我觉得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有时我又觉得是那样的简单：我很珍惜这样一个每月为500多万读者服务的机会。期刊出版人周而复始的工作需要动力，这真正的动力不是来自领导，来自金钱，而是来自读者。如今，无论我走到哪里，几乎都能遇到我们的读者，都能听到“我是看着《故事会》长大的”，这难道不是出版人最大的动力和最美好的享受吗？作为一个普通的出版人，我没有殷实的财富，却有着寄托心灵的文化殿堂。

    这30多年，我的家搬了几个地方，但上班仍在上海很有名的出版一条街——绍兴路上。这条只有几百米长的小路，对我来说，却好像永远也走不完…… （何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