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众传媒特别是主流媒体，都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即传递和普及政治信息，影响人们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的形成、传播、发行和趋同。大众传媒在传递信息时，无论怎样都摆脱不了与政治的互动，因此在新闻中时时体现出一种“国家意志”和“民间意志”的相互交流与沟通。在这样的前提下，新闻价值的表现就更为直接和多样化。以当今大众传媒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纵观其历史脉络不难发现，美国媒体的成长与发展对美国的政治生活有着重大影响。反过来，美国的政治对媒体的影响力和穿透力也不容质疑。

    美国大众传媒的客观性受到质疑

    作为访问学者，笔者自去年起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新闻传播系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和研究，加深了对美国大众传媒在美国政治中的表现和作用的认识。在访问和交流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拥有“出版言论的极大自由”著称的美国大众传媒，近几年遭到越来越多受众的质疑，据统计，有45%的美国受众认为大众传媒存在“不容忽视的偏见”，它导致人们对大众传媒的信任度降低，只有36%的人相信传媒客观公正。

    受众之所以发出这种声音，有其深层原因。因为一向标榜客观公正的美国的大众传媒很喜欢在“新闻制造”上下功夫。他们的新闻主要来源于三个基本的方面：一是自然事件，包括天灾人祸、报道者使用目击者证词、官方资料编发的新闻；二是“资助新闻”，即个人、群体或某个组织做了什么事后对外公开发布的有报道价值的新闻；三是企业新闻。美国媒体常称，新闻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记者报道的事件，这就使他们新闻报道带上了明显而强烈的主观性和倾向性。

    以3月14日发生在拉萨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几乎都进行了报道。然而，这些媒体的报道与我们国内各大媒体和网站上看到的新闻却有很大出入。美联社报道说：位于印度的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声称，僧侣发起的示威起初是和平的，但当警方试图残酷镇压时，示威演变成为暴力冲突。而《纽约时报》则在显要位置刊登拉萨骚乱事件，并在文中说：西藏僧侣要求独立，因而发动和平示威，但中国政府对骚乱的反应却异常猛烈……骚乱过后，中国警察和军队已在拉萨及邻近省份的藏人聚居区挨家挨户搜查嫌疑犯……《洛杉矶时报》在对事件进行报道后，将重点放在达赖的观点上，强调“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一再重申，西藏要求的是自治而不是独立，反对用暴力行力抗议中国当局……”而《华盛顿邮报》一篇报道《目击者叙述在西藏的可怕一天》，虽客观描述了一个背包客的所见所闻，但在文末，作者却称电话采访当地藏人时，他们声称：中国媒体说的都是假的……除平面媒体外，电视、广播和网络上也处处可见与西藏相关的报道，角度各有不同，但立场基本一致。同时，各大报刊还纷纷刊登美国白宫发言人Nancy Pelosi在印度会见达赖喇嘛后发表的讲话说，如果不对在西藏的镇压表示抗议，我们就对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权问题丧失了道德上发言的权利。持续性的报道常常影响着公众对事态的判断，而政府的态度则影响着人们的情感倾向，虽然也有部分公众对此持不置可否或是怀疑态度，这些失实报道还是误导了绝大部分受众。人们对中国的误解，因为媒体对拉萨事件的失实报道而加深。

    美国的大众媒体对拉萨事件态度和口径的一致，是多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及对西藏问题关系使然。因为，“媒体的影响不是来自于单个的信息，而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媒体信息累积的冲击”（W. Phillips Davidson, 1983）。西方媒体长期以来的宣传导向，使达赖成为西方人心目中的“和平倡导者”。去年下旬，达赖到美国接受布什总统嘉奖，美国各大媒体纷纷在重要位置刊登此消息。

    虽然美国媒体一向以“自由”著称，但统计表明，美国主要传媒在涉及国家利益上的外事新闻与战争报道中，大部分传媒采取的还是与政府合作的态度，与政府基本保持一致，为此他们甚至不惜违背和损害新闻的基本准则，颠倒黑白，造谣诽谤，这在他们对拉萨事件的报道中就表露无遗。

    政府的政治倾向对美国大众传媒影响日深

    对于媒体与政治的关系，人们往往在有意或无意地淡化和回避，但事实最有说服力。虽然美国传媒标榜它们拥有高度自由，并以公正客观宣扬他们的新闻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的政治倾向对美国大众传媒影响日深，这也使美国大众传媒在美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他们的观点中，传媒是政治数据最重要的来源；媒体被视为说服和决策的潜在来源；媒体的信息和说服会导致政治上的相关活动，说明了政治和媒体的互动作用。而新闻信息通过传媒传达给受众，可以影响人们“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决定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和意见；获得与政治有关的数据；获知他们对政治人物及其合作者力量的关注度”。从中可以看出，美国的传媒在编发新闻中，同样很重视“传媒应该告诉人们如何去思考”这个课题。事实上，这个“如何思考”就是在公众中树立一种“美国式的价值观”。

    在美国，一些教授和学者在论及媒体对新闻事件的选择报道和价值取向时，认为，任何一个政府和传媒都是一种“互惠互利”关系。因此，不难解释在本次拉萨事件上，大多数美国传媒表现出的合作态度。在“冷战”政策和思维下，“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更是带动美国大众传媒“妖魔化”中国。

    美国媒体在阐述新闻价值问题时，经常提到的是7个重要标准：影响性、时效性、显著性、亲近性、奇异性、冲突性和广泛传播性。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的新闻中，很看重不寻常、非主流的事件和那些“虽是偶然发生却有可能在日后成为一种影响人们行为的思想和观念”的新闻，因为这类新闻具有“广泛传播性”。显然，突发性事件正好迎合了媒体对新闻的选择和受众的“政治关注”。美国传媒对国外发生的新闻，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暴力、冲突、自然灾害等方面。我们身在美国时日不短，看到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很少，即使如十七大、两会等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他们的媒体中也鲜有报道，倒是对天灾人祸等突发性事件报道得更多一些。这不禁让人想到他们对新闻报道的一种观点：即新闻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事件的报道（Mancher，1984）。从媒体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可以看出，美国传媒在新闻报道中总是不自觉地与美国社会的主导原则保持一致，与美国政府利益基本上保持一致。不同政治倾向的记者也会对新闻有不同取舍，从某种角度来说，新闻客观性遭到了践踏和蹂躏。

    美国大众传媒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巨大，它对社会舆论的控制与引导对政治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另外大众传媒对美国大众政治文化的形成更是贡献有加。大众传媒将自身崇奉的价值观念传播给公众，帮助他们树立基本价值体系。但是，这种全方位的影响就是客观的吗？不尽然。早有学者提出：受众行为的影响可能源于媒体对我们信念或认识方面的劝导和改变。因此，在传媒研究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螺旋形沉默。(Elisabeth Noelle-Neumann, 1974, 1984)支持者认为，大众传媒持续性、轰炸性的报道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大多数人的观点在日复一日的表达中变得越来越大声，越来越频繁。而少数人的观点则会由大到小，呈现一种螺旋形的沉默。这使一部分人对美国传媒新闻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提出了置疑：代表政府和大部分声音的就是对的，就是客观的吗？所以，随着近几年来传媒大集团的形成，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传媒新闻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

    在文化帝国价值观念的驱使下，美国传媒报道的客观性受到严重侵蚀，公信力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有人说，这是传媒在美国政治现代化演进中的功能限度的反映。也有人说，是过度商业化腐蚀了美国媒体的公共服务信念，使公共话语权倾向于那些最具有文化、经济和政治资本的阶层，导致了媒体改革的障碍。但不管怎样，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媒体控制着的话语权，给如今的全球化社会带来了诸多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对西方传媒的动向及其新闻价值观的本质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并且站在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的高度，认真研究当今西方传媒的特点和趋向，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努力壮大我们的正面主流声音，增强自身媒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创造有利于我们国家发展和振兴的国际舆论环境。（熊 燕 作者是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主任记者、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