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说，我们希望爸爸今后生活幸福，不反对他再婚，但我们希望爸爸能确实选择一个合适的人。他非常严肃地告诫我，爸爸的事情最终只能由爸爸自己决定，子女不能说反对的话，否则一旦有他人挑拨，连最起码的关系也难维系了。

    哥哥长我9岁，中学时就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前在清华大学又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一般情况下，他说的话我都听，可这回，情况不一样。哥哥成家了，只有我跟着爸爸过。我想，爸爸要找就找一个善良诚实的人，她不但接受现在的爸爸，也接纳爸爸的过去。对爸爸好的人也会对孩子好的！这是我心里的小九九。

    满屋子都是中华牌的香烟味儿，一根烟抽完了，爸爸终于说话了：“我想找个伴儿，你们都在外面忙,我一个人很寂寞。可是我还要这个家，你和你哥哥谁也不要离开我。”我默默地点点头，眼泪先流了下来。爸爸绝望地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妈妈呀！可是，你让我到哪里去找她？我到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你妈妈呀！提起妈妈，我们都哭了。

    爸爸告诉我，他只是想找个人做伴儿，彼此都是有孩子的人了，他不能丢下这个家。爸爸说，他向对方提出的条件就是孩子们都不离开他。望着和妈妈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家，爸爸的声音哽噎了：“我们一家三口不能再分开了！如果我们再分开就太对不起你妈妈了！你和你哥哥都不要走，我们几个谁也不离开谁！咱们三个人一定要紧紧团结在一起！”至今他那呜咽的声音还回响在我耳边。

    我点点头，爸爸，我愿意你过得好，我和哥哥都希望你找一个对你合适、对咱们家人都好的人。爸爸认真听着我的每一句话，沉思片刻后，他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诚恳地对我说：“你的话爸爸全都听进去了，我知道你是为爸爸好，我会当心的！”爸爸欲言又止：“要是你再早一些对我讲这番话我会采取另一种做法的，可现在……已经有些晚了。”当时我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望着女儿疑问的目光，爸爸低下了头。

    爸爸说：“有人把我们家的事告诉主席了……”

    作为子女和这场家庭变故的“接受者”，我当时还不清楚事情的全貌。此后不久的一天，爸爸回家后就对我说：“有人把我们家的事告诉主席了……”我瞪大了眼睛，爸妈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来不依靠外力处理家事，这会儿是怎么啦？在“文革”那个年代，伟大领袖有着至高无上的威慑力，作为一个“毛主席的小战士”，又能说什么呢？我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爸爸便没有继续说下去，就这样，我们头对头地坐着沉默了很久。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话题。

    过了一段时间，爸爸谈论起我们搬家的事。爸爸让我不要考虑太多，到时跟着他走就是了。周末，爸爸经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冥思苦想。有一次，他自言自语地大声念叨着：“我还要这个家，我还要这个家！”似乎他正沉浸在内心的自我争辩中。爸爸，你遇到了什么难解的题呢？

    几十年来，爸爸在精神和生活上几乎完全依赖于妈妈，爸爸总是征求听取妈妈的意见，这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可如今，妈妈突然离开，爸爸的精神失去了依靠，就像一叶孤舟在漂泊寻觅。

　　哥哥为什么要搬走

    又一个牛年来到了。

    春节过后，我的小侄子快出世了。爸爸对哥哥说，他希望哥哥一家三口能够搬出去住（当时我们全家住在一套单元房子里）。爸爸说，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为了彼此互不干扰，爸爸希望哥哥另行安排住处。可是，成家不久的哥哥搬到什么地方呢？在住房紧张的上个世纪70年代，这可是大难题，住房都是单位分配的，哥哥的资历是排不上队的。买房就更没有这一说了。爸爸说，他在部里想想办法，至少在院子里安排一处简易的地下室也成。哥哥住在附近，家里有事也好照应。

    爸爸委托有关部门协调此事，当时有关部门已经做了相应的调整，准备把哥嫂和即将出生的小侄子安置在同一条胡同的另一座宿舍楼里，房子很简单，但好处是距离父亲近一些，家里有什么事可以随时过去。爸爸生性不喜欢求人，能够有这样的安排已经很好了。我还记得他回家告诉哥哥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上洋溢着欣慰和慈祥，让人感到暖融融的。可是这一切不知为什么总是落实不下来。

    第二天爸爸一出去就改变了主意，这样反复了两次，我猜出来了，爸爸准是遇到了难题！爸爸让哥嫂自己想办法解决。尽管无处分房，更无处买房，可是，不管父亲有什么样的难言之苦，做儿女的只有体谅和理解。

    哥哥决定,和怀着小侄子的嫂子回丈母娘家。8月中下旬的一天，哥哥终于搬走了。为了使哥嫂带着刚出生的小侄子能尽快建起一个简单的家，爸爸说，哥哥可以搬走他屋子里的家具和物品。于是，哥哥带走了其中的床、桌子和书架，离开时应宿舍管理员小贾要求，列出了清单，并签了名（当时家里的家具都是租用单位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说，家中一切摆设保持母亲生前原样，谁也不许动。可不到两年，情况大变，哥哥担心他走后，母亲的物品将被弃之如垃圾（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所以，匆匆将母亲的一部分衣物、信札、随身用品等一起带走。哥哥的同学帮助借了一部老解放牌汽车运走了这些物品。

    当时，家里够得上“大件”的物品是我每天练琴用的东方红牌立式钢琴；我的东西是两个约60×40×50厘米的木制包装箱，里面装着儿时攒起来的小人书、各国糖纸、在海边收集的贝壳、爸妈出国为我买的洋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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