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

    ●互联网执政与新闻执政

    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互联网上向总理提问已超过100万条，点击人次超过2600万，并说曾就网上一个政协委员关于要建立儿童医疗保险的建议写了批语。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在学习时报撰文称，应将领导干部接受互联网的挑战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联系起来。他说：“互联网政治的发展，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我们要主动顺应这个历史潮流，掌握主动，要把互联网政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形式，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各级、各地官员在如何处理网络言论上仍存在多样的态度和理解。7月26日南方周末刊登熊培云文章认为“中央领导人希望网络能成为民众与中央沟通的平台”，“与其把互联网视为挑战，不如顺势而为，使其变成可以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次机遇。所谓‘互联网执政’不过是‘新闻执政’的拓展。”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亦表示，中国政府应对新闻媒体的态度已由“媒体控制”、“媒体管理”过渡到现在的“媒体合作”。

    ●中国对外传播力还明显不足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第3期刊国新办副主任王国庆在国家软实力构建与中国公共关系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认为我国是传媒大国，媒体数量确实不少；又是传媒弱国，在国际传播实力方面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只相当于美国的14%左右。国际上以汉语为传播符号的信息量也仅占总量的5%左右。

    ●“茶水发炎”报道的反思

    3月，中新社浙江分社和浙江电视台《新闻007》栏目的记者乔装患者，以龙井茶水冒充尿液送到10家医院化验，并公开报道6家医院从茶水中检测出红、白细胞，引起舆论关注。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认为该报道有悖于媒体记者的职业道德的规范要求，误导公众。6月中国新闻出版报陈力丹和第8期《现代视听》陈力丹、高学巍撰文认为，在“茶水发炎”事件的形成和进展中，记者们扮演着事件推动者的角色，是“陷阱新闻”。这种介入式暗访的形式，即使为了公众的利益，也要慎用。认为“这件事情明显地是记者违规采访”，并提出“厦门记者雨中拍摄骑车人跌倒，到记者假报情况试验‘110’的警察灵不灵，以及电视台的人员街头测验人的道德水平的偷拍‘准’新闻节目，都违反了新闻职业规范。”“‘职业敏感’如果不同时用‘职业道德’来约束，会导致单纯职业主义。”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内部有一条这样的规定：“无论如何，秘密调查都是一种欺骗，新闻不是欺骗的通行证，我们不能以目的的正当为由而不择手段。秘密调查不能用作一种常规的做法，也不能仅是为了增添报道的戏剧性而使用”。

    ●“最牛钉子户”报道反思

    全国“两会”通过《物权法》后，媒体以重庆“钉子户”为典型案例多角度报道。3月29日中国青年报陆高峰撰文认为，有关“钉子户”的拆迁纠纷和利益诉求，有被媒体扩大化的嫌疑。“很少看到有媒体对事件理性的分析、客观的报道，以及对事件报道造成的舆论膨胀所作的克制疏导”。《新闻记者》第5期王多撰文认为，“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已经抛弃了对事件本身的关注，抛弃了对物权法解读的本义。”“媒体在对这次事件的报道中，……引导功能偏弱。比如把当事人一家描述成‘捍卫私产的典范’。这样的舆论制造不是出于认真的调查、理性的总结，而是带有情绪化的主观判断，极易误导受众。”该文并认为一些主流、权威媒体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既控制了数量、又把握了质量，对事件的分析非常理性、科学、客观。第6期《新闻战线》刊登深圳特区报刘绩辉文章认为，在此事件报道中，事件曝光使当事各方理性克制自身行为；各家媒体报道互为补充引导读者明智判断；媒体通过报道节奏引导公众情绪；后期报道纠正前期报道中不确切、不客观甚至错误信息等媒体行为对问题的妥善解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实现了拆迁户、开发商、有关部门的多赢。

    ●进一步规范报社记者站管理

    3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和中纪委驻总署纪检组联合发出的通知要求，未领取“新闻记者证”的人员不得在记者站从事新闻业务活动。聘用时间未满一年的人员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应在持有记者证的记者带领和指导下进行。报社记者站人员须为报社正式在编人员或者与报社签有聘用合同的专职人员。记者站不得自行聘用工作人员。不得有以新闻报道为名要求采访对象订报纸、做广告，或以“曝光”相要挟采访对象索取财物等行为。记者站人员变更后，报社应立即注销并收回变更记者（包括离任和新任记者）持有的原“新闻记者证”并在15日内将人员变更情况报所在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备案。报纸记者站参加年度审核时，还应报送该站记者本年度发表新闻报道的目录和样报。7月8日新华社报道，各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报社记者站人员进行重新登记，并建立记者站人员档案，通过当地主要媒体对所在地记者站的名称、地址、通讯方式、站内人数、站长姓名等有关情况进行公告，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违规情节严重的，由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撤销该记者站。

    ●杨丽娟追星报道反思

    4月4日中国青年报再次反思2006年3月22日兰州晨报首报杨丽娟追星到2007年3月26日杨父跳海自杀1年间，国内媒体以圆梦为名义多次深度介入和疯狂炒作的行为。4月6日中国新闻出版报晋雅芬报道，媒体对于此事件已经给予了太多关注，一些媒体更是从旁观者变成事件进程的推动者、参与者、策划者甚至另一主角。钱江晚报总编辑李丹分析“介入和资助能够让他们获取优先采访权，或以杨家母女为新闻道具，挖掘出独家的重磅新闻”。5月10日南方周末刊发杜骏飞文章认为，“媒体应该更为关注和报道什么？在百度，可以查询到杨丽娟的相关网页多达1000万篇，超过了绝大多数当下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类的严肃题材的报道网页”。并非仅仅会屈从于权力、资本，丧失精神力量的某些传媒也会臣服于低俗文化的凶猛。来自受众的某些不良文化趣味构成了对传媒取向的激发，但传媒的信息服务旨趣所选择的是低俗而非高尚，却是文明社会的真正致命的危险。《青年记者》6月下半月号刊姜玮文章认为，在杨丽娟事件中，媒体由单纯的记录者转变为推动新闻事件发展的参与者，先前的新闻策划就演化成媒体“策划的新闻”。“媒体的随意策划、盲目起哄，毫无立场的爆炒卖点、娱乐公众，最终会招致受众的反感，葬送媒体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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