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代表中国记协常务副主席翟惠生先生，代表中国记协书记处，热烈祝贺苏浙沪港澳五地共同创办的传媒论坛首届年会在上海举行！

    现在，我们是在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举办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学术研讨活动。我到会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祝贺，这件事情刚才已经做好了。第二件事是贾主席要我说几句话。自从我知道了三省市和两地在筹划创办这个3+2论坛，就感到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真要我说几句话，特别是围绕传媒创新与发展这个主题来讲，又感到这个话不太好讲。这是因为，要说创办论坛的重要意义以及本次论坛主题的重要性，在座的领导和专家一定讲得比我好，会讲得更为全面、深刻。特别是启正主任亲临论坛，他带来的必定是一场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彩演讲。我想，我可以把这次论坛比作一幅素绢，大家济济一堂作画，且把各位领导和专家的发言比作绚丽鲜花朵朵，我不妨来涂抹上几片绿叶，兴许能算是为论坛出了一点力。

    我要“涂抹”的第一片“绿叶”，是通过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对全世界各国传媒的采访，呈现出空前开放的状态。大家知道，这次论坛本来是十月下旬召开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召开而把会期推迟到今天。这一推，倒为我们今天的会议带来了一些新的信息。

    先说两个例子。一个是中组部领导就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情况等问题接受记者采访。人事问题历来是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的敏感问题之一，组织部作为党的干部部门，安排接受采访是很罕见的；另一个例子是，人民网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大会新闻中心开通，十六大就没有这样安排。此外还有一些数据：这次大会，接待国内记者808人、境外记者1146人，是历次大会最多的。这里还有十六大与十七大两组报道数据：十七大记者申请采访1318项，实际完成814项，成功率为61.95％；而十六大时申请600余项，完成80来项，成功率13.3％。十七大期间，在海外传媒上出现的负面报道每天60条左右，而在十六大时有千条以上。这个变化都与新闻采访的开放度高直接关联。

    据有关方面了解，境外记者或传媒是这样来描述十七大空前开放的情形的———

    日本东京电视台记者说，十七大几乎所有团组讨论均对记者开放并答问，记者还可以通过记者招待会和单独采访同代表近距离接触。这些形式多样、内容充实的活动，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执政观念的进步。日本《每日新闻》载文称，“开放团组讨论中，许多地方领导人接受采访，反映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选拔干部遵循‘民主、公开、竞争’的方针”。

    韩国《朝鲜日报》发表文章说：“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从不对外公开，外国媒体只能拍摄停在天安门广场代表乘坐的汽车，对会议进行猜测。十七大期间，新闻中心不断发送大量会议相关手机短信，新闻中心网站即时发布更新信息。中国共产党利用信息通讯技术提供大会活动信息，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巨大变化。”

    法国《观点》杂志、匈牙利电台、日本富士电视台、韩国《中央日报》、香港商业电台等传媒记者称，十七大对外国媒体的开放程度前所未有，记者可以申请采访任何代表，提任何问题，许多代表愿意接受采访，这超出了记者预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更加自信、开放和务实。

    开放度大大提高了，记者的活动方式也完成改变了。美国之音、美国《侨报》、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说，十七大为境外记者安排的活动很多，使记者应接不暇，每天光忙于报道这些活动就要凌晨两三点才睡，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打探小道消息，更不可能走街串巷搜罗社会负面消息。

    挪威国家电视台、《挪威日报》等传媒的记者还说到，这次会间接受采访的代表回答问题表现得坦诚、自信、开放，让人印象深刻，也使记者能够对中国有更为真实、全面、客观的了解。

    大家一定还记得，十七大期间有一个插曲，就是17日这一天，美国一些官员给达赖喇嘛“授勋”，一些不法分子还在纽约时代广场搞什么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名堂。但看看境外传媒，没有多少借机做文章的，这也反衬出十七大新闻开放是很正确的。

    接下来，我想“涂抹”的第二片“绿叶”是，世界新闻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关注、重视中国新闻界。今年五月，我在出席了俄罗斯中国年的新闻活动之后，接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国际记联世界大会。在大会报到的当天，国际记联的秘书长、主席主动安排与中国观察员见面，介绍会议有关情况，欢迎中国派员与会。在以后的几天里，对中国观察员提出的各种问题积极协调。

    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有三个国家在大会上分别以书面方式提出，要对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进行大会讨论，其所谓依据是一些新闻记者因为采访新闻受到伤害的例子。我们发现，这些提出问题的人并没有到中国实地进行过采访，所谓例子不过是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根本与事实不符，所以正式向大会秘书长提出严正交涉。秘书长听了我们的陈述后，马上表示要破例安排我们和那三个国家的代表见面。在后来的见面交谈中，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到他们为什么会提出那样的问题，他们也从我们的情况介绍中对中国有了比较真实的了解，并表示要实地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随即，原本要在大会上进行讨论的三个问题，被合并成一个，且明显淡化了对中国新闻自由的责难，转而谈论了一些与网络有关的问题。同时，还邀请我们作大会发言，阐述我们对中国新闻自由状况的观点。

    介绍了以上背景，为了更为清楚地了解与我们今天论坛之间的关联，我还想介绍一下中国今天传媒业的情况。今年，适逢中国记协建立70周年，70年前，就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这是中国记协的前身。当时，青记在一篇宣言中提到，全国最大的报纸销量不过20万份，全国报纸加起来每天印数不过百万，全国人口4.5亿，平均500人一份报。如今，我们已经形成了由报刊、通讯社、广播、互联网组成的立体化、多媒体现代新闻传播体系。目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报纸有1938种，平均期印数1.97亿份；期刊9468种，平均期印数1.64亿册；电台、电视台2500多座，综合覆盖人口超过12亿；有网民1.72亿，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此外，青记会员最多时不过2000余人，而今全国新闻从业人员有百万之众，其中新闻采编人员超过30万。

    应当说，我们的新闻队伍、新闻业的规模还是可观的。但是，与新闻业发达国家比，我们新闻业的实力还不够强大，这就与今日新闻开放度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不大相称。这些情况，或多或少告诉我们，3+2传媒论坛讨论传媒的创新与发展十分必要；也或多或少告诉我们，立足长三角、珠三角、港澳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实际来讨论传媒创新与发展问题，既要为自身发展找对策，为内地传媒健康平衡发展出主意，更要有与世界发达传媒业一争高下的勇气与魄力。尽管有些事情才开始做，有些事还在政策研究阶段，但是，正因为这样，才更需要我们这样的论坛作出较大的贡献。

    预祝苏浙沪港澳传媒论坛首届年会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