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就上市自身而言，有乐观者预期它对“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媒体的舆论监督权乃至发育整个中国的民主政治，都将是一个大大的利好。”你觉得呢？

    喻国明：会有利好消息，因为毕竟它更多走向市场经济，所谓市场，就是老百姓的需求。对这种需求的倾斜自然会在表达和信息的呈现上，有一种比现在更加亲民的、更加接近市场的状况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更大自由度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同样，国家在制度安排上，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人事管理权，目前新闻单位的人事任免权是由组织、人事部门来任命的。如果整体上市以后，它的负责人要对多元的投资者负责，那么它的任命方式会不会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改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编辑终审权问题。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宣传口径，我们没有一种法制化、程序化的规则，比如事后追究，现在是事先防范。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是事后追究。当然，临时性的法令是有的，比如涉及国家安全、有明显的社会危害度的时候，可以通过法院来颁布临时性指令，比如某些言论不能刊发。但是不能像现在管媒介一样。

    实际上，如果这几点不能变的话，那么资本化改革的作用就很低了，变成媒介圈钱的一场运动，体现不出资本意识，不能为投资者盈利，不能表现出应有的市场效率，那股市上媒介的牌子就会比较臭了。对于投资可能性，现在就要有一种通盘的考虑，不能简单利用公众的投资热情，把中国传媒的概念做得太让人失望。

　　南都周刊：在媒体迎向资本和市场的进程上，制度改革应该坚持什么原则？

    喻国明：对于国情，我始终有个两分法，一，中国的政治现实、经济现实、文化现实是需要尊重的，因为我们不是在一块空地上来做社会变革和运作，按照制度经济学，这样的背景对我们的发展必然要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国情是，基于社会发展需要的要求，要求也是一种国情，它是对未来现实的一种尊重。

    我们既要有对现实的尊重，也要有对发展的尊重，这样配套起来的制度，才是真正符合中国现实发展要求的。任何一个环节的改变，都会要求其他环节改变，如果其他环节不改变，就会扼杀第一个环节的改变。媒体的改革也要遵循这个规律。

　　中国的事情应该小步快走

　　南都周刊：在上市的具体操作上，有官方人士透露，“外来资本的持股比例眼下还不好说，但国资应该要控股。”这样的比例安排，是不是过于保守？

    喻国明：我并不反对在初期的时候，采用这种相对保守一点的状态，从实践当中我们知道，中国的事情应该是小步快走，而不是迈太大步子、休克疗法式的，太大步伐引起社会相应的连锁反应所造成的困扰和反弹，可能非常大。在初期的制度安排上，如果说国有控股，我认为是合理的，是符合中国现实的。

    但应该有一个中长期的计划，要率先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里面，国有不必控股，然后观察其效应，在其他方面进一步放松。因为放松政府的管控，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比如过去的电波资源，因为它的有限性，稀少的电波资源应该照顾到整体利益，所以，西方过去的电波资源也是国家管控的，但现在由于技术的进步，电波已经不是稀缺资源了，国家的管控也就没有了理由。总体而言，国家的行政权力在媒体市场方面是逐渐撤出的。中国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

    南都周刊：有人担心，如果放开媒体管制，会引发社会剧变。

    喻国明：凡是尊重事实的人，都会发现，言论信息的放开最多只是一个催化剂，而不是问题的根本，由于那个社会在那个发展阶段上聚集的矛盾，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程度，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言论和信息的东西，永远在社会的发展中属于派生型和辅助性的因素，不是原生性的动力或破坏力，所以，相对放松管制，在我们国家的制度安排中，在现有的经济基础之上，对国家、社会绝对是利大于弊的。

    南都周刊：关于控股权，有官员透露，也是为了确保“文化安全”。比如，设置“金股”，以及拥有政治上一票否决权的“当然董事”、编辑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样的安排，有没有必要？

    喻国明：这个东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但这个东西一定不能滥，只能在一些必要的环节、必要的时刻做一种过渡性安排。所谓当然董事、当然委员、一票否决权，只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做规定，比如3年、5年，3年或5年以后，再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延续或者改变。

    我很担心，我们中国很多制度化的改变，开始给人无限想像力，最后发现只是翻一个牌而已，就像当年我们搞报业集团，我们以为是按照资本运作的方式、合资的规则来做的，但后来发现，一个个都是行政机构的翻牌。得到的结果，就是巨大的发展机遇的丧失、资源的空置和效率的低下。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我一开始就说，我赞成小步，但这些步伐都必须是实质性的步伐，而不是虚晃的步伐。如果需要一些安全性保证，或者跟现在的制度现实、政治现实相吻合的制度安排，也一定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必要原则，二是期限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