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维明画　茅家梁文 《讽刺与幽默》 2007-09-21 第01版 

    近日，最让人纳闷的新闻大概要数“疯狂的跪拜”了。以“疯狂英语”惊世骇俗的李阳竟然让三千学生齐刷刷地下跪。李阳说：“学生下跪是对老师的尊重，过几天我还要去成都讲课，相信可以让成都最好的中学的全体学生下跪。”

    如果事情真的像他“相信”的那样疯狂“发展”下去，学生成了教徒，教师岂不成了“教主”？“感恩”啊“感恩”，多少滑稽剧借汝之手揭开了序幕！跪拜好啊！“能跪鬼神，为何就不能跪老师？”这种论调似曾耳熟，和阿Q的“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都寄附在鲁迅诅咒的国民之“劣根性”的一侧。

    对于“集体跪拜”，我记忆犹新。大革“文化”之命的那会儿。可能是因为笔头不甘寂寞，老是让掌权的那一派有些难堪，十七八岁的我便被送进了“牛棚”。管我们的“班长”忽发奇想，产生了“创意”，让我们十来个“牛鬼蛇神”一日三餐开饭前在食堂前跪着。见有人来打饭，就必须整整齐齐地叩头，垂下眼帘齐声唤：“向革命群众请罪！”一直要等到菜凉饭冷，没有人了，食堂里的炊事员不耐烦了，才放一声喊：“牛吃草了！”我们方可揉揉膝盖一瘸一拐去领个苞米馍，喝口咸菜汤。刚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中，有些忸怩，声若蝇鸣，到后来意识到大家一起跪一起忍受不幸，这不幸似乎就减轻了；集体屈膝，人多胆子壮，就故意怪声怪调。忽而学高邮话学重庆话学威海话，那七个字念得有咸蛋味有海椒味有大葱味；忽而又庄重虔诚装疯卖傻敲碗摔筷怨自己罪不可赦。众人围观前跌后仰，哈哈大笑，把整个食堂弄得像俱乐部。再说“牛鬼蛇神”正值春情萌动，男男女女挤作一堆，便苦中作乐，戏称是“天天拜堂”。要不是跪了个把月，有再高一级的头儿说不让再跪了，差点儿就成全了几对患难鸳鸯。

    后来，我问几个接受跪拜的同事当时的感觉如何？他们说，刚开始有点消受不起，时间一长，就无所谓了。可那种“跪拜”规模毕竟远远不及上述的“三千弟子”大跪拜，没有多少轰动效应。不过，在这种充满屈辱的跪拜中，明眼人还是看出了在表面顺从的背后流溢的是无奈的抗拒和无情的嘲讽。可令人颇感悲哀的是现在如此追捧“自由”“民主”的“三千弟子”中却无一人能挺身而立。这倒不得不让我想起清代的马维翰来了。

    康熙辛丑年间(1721年)，即乡试后的第二年，在礼部举行了会试。会试揭榜后，康熙大帝先让王公大臣面试，考生皆行跪拜大礼。当时，马维翰“躯干短小，挺立而不跪”。提督隆科多说：“想不到这五短身材的家伙，竟还有如此的品格骨气。”马维翰却说：“这还没有表现我的骨气哩！”

    对比第32个教师节的平常，“三千学生跪拜”的“壮举”可谓是一种“反拨”。可这样的“壮举”，我们却不敢恭维。被称为“自愿下跪”的背后有多少命令在执行，我们不得而知，可让年少的学生在没有多少话语权的情况下去遵循某些人的意愿是非常可悲和可怕的。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已成为一种正常的师生关系。“跪拜”来体现师道尊严理应成为“过去式”。教师教书育人，如果育人先让人学会跪拜，人格的健全就得打个问号了。法国思想家帕斯卡有句名言：“人是会思考的芦苇。”如果仅仅把人当成一种“摆设的芦苇”，那教育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然而，从文革中的集体下跪到今日学生集体下跪尽管其中内涵存在悬殊，可“下跪”这一相同的动作却让人感到脊梁发凉，因为它展现了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悲哀。“膝下有黄金”的信念，凡夫俗子也不能忘怀。盲从的集体行动，看似团结一致，其实是盲目的失去自我的体现。如此“集体精神”还是不要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