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儒将”之称

    对第一次出现的中国封面人物，《时代》没有太多介绍，但仅仅下面这段文字，也足以概括出吴佩孚的特点：

    他是中国最能干的军事家。他统治着除满洲之外的整个中国北方和中原。他任直鲁豫巡阅使，北京属于他的管辖省份。尽管他赞成民主制，但其目的是用武力统一中国。这一政策，使他与满洲的督军以及南方的孙逸仙发生矛盾。北京局势有一个特殊情况，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大帅的敌人，在曹锟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时，吴大帅没有反对，据说他被“买通”了。他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还精通文化、科学和文学。他学习很刻苦，近来开始学习英语，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只给教师一个小时的授课时间：早上4点30分到5点30分。他还以“说话柔和、手段强硬”而著称。(注：引文译自1924年9月8日《时代》。本系列《时代》译文均由本文作者翻译，不再另行说明。)

    《时代》说“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大帅的敌人”，有误。吴佩孚作为曹锟的副手，虽然有时也被说成直系中与曹锟相对的一派，但却非“敌人”。更多的时候，他被视为曹锟的亲信，也颇为尊重曹锟。《时代》的介绍颇为有趣，吴大帅被冠以“军事天才”，不仅“精通文化、科学和文学”，还具有开放意识，人到五十，居然还在清晨学习英语，令人刮目相看。以这种方式介绍一位中国的军阀，显然很符合美国读者的口味。

    秀才出身的吴佩孚，素有“儒将”之称。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25年在汉口曾采访过吴佩孚。在谈话中，吴佩孚引用孔子的话来说明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既好又坏。他还告诉斯特朗，他盼望日后能退隐寺庙去过反躬自省的生活，并在扇子上题写一首诗相赠。吴佩孚的诗写的是什么，斯特朗没有告诉我们。不管是故意作秀，还是自幼形成的读书人习惯，吴大帅在外人面前乐于引经据典，不时挥毫赋诗，显露几分儒雅。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这一点使他迥然有别于张作霖、张宗昌之类粗野的军阀，更能获得世人特别是外国人的好感。

    南方孙中山，东北张作霖，都是此时中国叱咤风云的强者。在北京，还有民国总统曹锟——吴佩孚的老上司。但很奇怪，《时代》没有选择他们作为封面人物。本期《时代》也谈到了张作霖，称他是“一位虔诚的帝国拥护者，即拥护君主制的人”。《时代》还介绍说：“满洲大约有得克萨斯和科罗拉多两个州这么大，在中国北方有如此大的地盘，使张大帅这位军阀无人能取代。”但是尽管这位张大帅“思维敏捷，权力巨大”，“却非吴大帅的对手，曾惨败于吴”。奇怪的是，刊物没有刊登张大帅的照片，却选登了一幅年轻的张学良的照片，照片说明为：

    “MARSHAL ZHANG”(张元帅)

    “His title is no empty epithet”(他的头衔不再是闲职)

    “张元帅”就是张少帅。看得出来，《时代》此时已经开始注意到张学良的崛起：1924年3月，出任东三省空军司令兼“飞鹏队”队长；4月，出任陆军第27师师长；而到了即将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学良更是一跃而为“镇威军”第三军军长，率领奉军主力与吴佩孚对阵。

    不过，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即将开始之际，更多的人还是有理由相信，吴大帅获胜的历史将重演。“吴将军，中国的最强者”——《时代》在封面上引用这几个字时，反映出的正是这一判断。吴大帅镇定自若的神态，仿佛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一个具有儒将风度的最强者，有可能决定中国未来的政局。

    然而，现实很快将证明，这只是假想。

　  从声名的巅峰跌落

    谁能想到，在《时代》封面上出现还不到一个月，被称作“中国最强者”的吴大帅，就从声名的巅峰跌落了下来。

    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他的部下，直系的另一个著名军阀冯玉祥。直奉大战开始后，直系军队王怀庆指挥的第二军溃不成军。1923年10月12日，吴佩孚亲往山海关督战，也未能挽回败局，只得退守秦皇岛，急调后援兵力前来。就在此时，他的第三军司令冯玉祥，暗中与奉系结成同盟，从前线奔回北京发动兵变，将曹锟囚禁，吴佩孚匆忙之中，不得不率残兵乘船逃离，风云一时的直系自此转入颓势。

    在冯玉祥看来，自信、自傲的吴佩孚，自调兵遣将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失败的祸根，而非他的反戈一击。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冯玉祥讲述了一段吴佩孚在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的有趣故事：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满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地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亮。王怀庆(直军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处，附在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

    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 (《我的生活》，第399页)

    冯玉祥的描写是否真实已无法求证，但却为我们勾画了民国史上如同小说演义一般的传奇一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渲染的现场预感竟成了现实。

    一代枭雄吴佩孚的命运，在他乘船逃遁时就彻底改变了。他的虎视天下已是明日黄花。

    两年后，在北伐军逼近武汉之时，也就是在1926年与1927年之交的那个冬天，鲍威尔最后一次采访吴佩孚：

    这大概也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国记者。他时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总部设在汉口。尽管他的头衔大得吓人，其实地位已岌岌可危，事实上，他是北军抵抗从广东开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吴把他的总部设在一座古典式的中国庭院里，我就在那里见到了他，并共进早餐。他似乎比先前喝酒更多，显得精神沮丧，情绪低落。由于部队受到先于北伐军出发的受俄国训练的宣传队的影响，士气尽丧，河南一战已是溃不成军。共产党人也竭尽全力为击败吴佩孚而工作……以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到激烈的武昌战役后，孤注一掷的吴佩孚彻底失败，全线溃退。(《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88-89页)

    吴大帅再次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他的“儒将”姿态。他们一边吃早餐，一边交谈。吴佩孚手里拿着一本已翻得破旧的线装书，谈话过程中还不时看一看。

    鲍威尔感到好奇，问他这是什么书？吴佩孚笑答：“《吴越春秋》。”然后补充说：“那个时候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吴佩孚一再向鲍威尔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

    不懂政治的军阀，永远只能是枭雄。

    相关资料：

    从1924年到20世纪末，将近80年的时间里，陆续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有：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溥仪、宋美龄、宋子文、陈立夫、陈诚、吴国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罗瑞卿、陈毅、李富春、达赖、林彪、江青、邓小平等。在他们中间，出现次数最多的几位依次是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周恩来，其余均为一次。

    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蓬莱人。清末秀才。北洋军阀首领。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投天津武卫前军当兵。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学习。历任北洋第三镇参谋、营管带、炮兵第三标标统等职。1912年任第三师炮兵第三团团长、师部副官长，1914年升任第六旅旅长。1917年参加讨伐张勋复辟战役，任西路先锋。1918年随曹锟征湘，升任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1920年参加直皖战争，战后升任直鲁豫巡阅副使，翌年兼两湖巡阅使。1922年发动直奉战争，升任直鲁豫巡阅使，拥兵10万，控制了北京政府及鄂、豫、直、陕等省，成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1925年，在武汉组成14省讨贼联军，自任总司令。1926年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攻北京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吴师在京汉路顽抗，被击溃，经河南逃至四川，依附地方军阀杨森等。1931年后蛰居北平。1939年12月病死于北平。(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