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的山村里

    --下乡采访笔记

    马秀莲

    黄土坡的一天--老支书张兰

    达连沟行政村由达连沟和牛家山两个自然村组成，116户，503人，2200多亩耕地，均为坡地。我到达连沟的时候，这地方已经连旱了五年，老百姓基本没什么收成。幸好村里从前几年就开始减粮种枣，抗旱的枣树好歹帮农民扛住了一些，但也是差强人意：1999年村里还能产10万斤枣，卖2元一斤；到2000年时，已锐减为5万斤，只能卖1元一斤。老支书张兰说，虽然上报七八百元，实际上只有四五百元。入不敷出时，靠往年的余钱或出门揽活度过。再就是退耕还林帮了忙，因为每亩地退耕，补200斤粮，50元种苗费和20元管护费。村里从1999年起大面积退耕还林(草)，现在已经全部退耕。但是，退耕与补足粮之间的时间差，也让抗御风险能力极低的农民产生了困难。

    早晨6点，黄土坡的一天开始醒来，伴着渐渐喧闹起来的鸡鸣。雾气还没有散去，一切清新而潮湿，草叶上湿漉漉的，土是松软的，颜色更深。

　　干活

    支书在屋后山梁梯田里的苹果园里锄草。苹果正青，树下种着四季豆与荞麦。干旱使四季豆长得很不均匀，有的枝叶蔓生，开花乃至结果，更多的才长了几寸高。支书锄草时，将这样的豆也一并锄了。

    从13岁开始干活，支书已经干了37年了。"我干活肯下力气。那时劳动强度大，我天不亮就出去，天黑才回。白天日头再辣也不休息，不停，整整干一天，一天两顿都在地里吃。只要肯下力气干，地里收成还是不错的，我就是肯干，日子才过得可以，在村里算不上穷。现在不行了，我的两个儿子天亮才出门，天没黑就回，饭也在家里吃，也不爱动脑子。""我们相见就是有缘。我也不了解你。但既然见了面，就希望你在这世上好好活一回。"

    不过也有支书不爱干活的时候。那就是会战。"大伙儿最怕会战。春、秋、夏，一年三次。会战挖一米宽、一米深的壕沟栽树，这样树容易活，把别村的人拉到这里来，把我们这里的人拉到别处去。一来一回就得走30里路，还得自带干粮。不去就罚款，有罚15块的，也有罚10块、8块、6块的。最怕的就是现在这一次了，以前种麦子时，这时节最忙了，要打麦子，要翻地锄草，一会战十来天，耽搁的事可多了。每年会战都要四五十天。提了多少回了，也不顶事。"

    支书带我们去走山里。虽然现在不太能干动活，支书每年还是要去山里走上几遍。沿村的边界走一圈要一天时间，它的领地范围包括了两座大山，五六座小山，以及数不清的山帽。支书熟悉每一块庄稼地，熟悉每一块沟沟。

    "往年种小麦，这时节你来看，可好，漫山遍野都是绿的。刚种了枣树，再加天旱，没那么绿了。不过枣树好，以前种苹果，苹果树娇贵，像富人家的孩子，要管它吃好穿好，生命期短，二三十年就完了。枣树就像穷人家的孩子，性格非常朴素，非常爱吃苦，又爱抗旱，栽到哪儿活到哪儿。"

    "树一直在我脑子里。要改造这环境，非树不行。你看那沟洼，十多年前已经造了林了，结果放羊的不管，让羊啃死了；还有一部分让人砍了。要活到现在就全是大树了。我要再年轻十岁，我要叫达连沟再翻个个儿!可我现在不行了，我服输了。"

　　退耕还林

    他想起退耕还林的事。"达连沟是镇上最早退耕还林的一个村。我认识到这是件好事，就带大家搞起来。领草籽时，上边说，这草籽是免费的。但领树苗时，说这树苗要给钱。我说，要钱，村民一定不会要。他们说，用贷款。我说哪来的贷款?但种树要紧，我就赶紧拉了回来。结果现在要发50元的树苗费时便要扣钱。我原指望着不要钱，或多多少少免一点。现在一分不减，农民们不答应，这钱我也没敢往回领。"还有质量的问题，沙打旺草种中掺了许多沙子，一百支树苗短一二十支。群众都有意见。"那为什么不向上反映?"

    "不能说，说不得。"

　　电网改造

    还有改造电网的事。去年夏天，支书听说了这件事。这是好事，因为村里的电线已有一二十年历史，年久失修，且造成很大的电耗，农民的电也因此要一元一度。电力局说要先交250元，但老百姓都拿不出那么多钱。支书就动员大家拿150元，村里再补100元。可钱交了，却迟迟不见动工。找电力局，电力局说，按顺序排着呢。再找，又说，你们村的范围那么大，改造成本太大。当初收钱时可没这么说呀。还找，又说，你们村还有电呢，有些村还没通电呢，得先顾他们。于是这事就从去年拖到了今年。今年前半年，支书一直忙着村里打坝的事，也没顾得上。结果邻村晚交钱的，已经改造结束了。还有传言说，不给这个村改造了。

    支书明白什么原因：那个村有人在县里。他气愤地说："我不会请人吃饭，不会送钱送东西，吃不开，我没用，没法干了!"

　　搬迁

    "一路都是麻烦。"支书叹道。六月份，村里打起了坝。现在已经进入汛期。山洪一来，低处的人家就要遭淹。因此搬迁迫在眉睫。但是村民们不愿搬，主要还是经济困难，19户人家，一半凑合搬，另一半是没钱搬。支书与村干部还有另一层尴尬：村民不搬他们也管不了--"现在的村民不好管"。

    为了让村民们搬迁，上边按人头给一千元的补偿。一千元补偿高还是低尚且不说，农民还担心政府兑现不了。而且，这种算法，新窑与旧窑间没了区别。

    "咱们党最讲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怎么一些干部现在一点都不因地制宜了呢?"支书说。于是支书"因地制宜"地将按一人一千的标准改成了按窑的等级、大小进行补偿，好的三千，差的两千或一千。这样就算出了一个20万元(其中包括村里的六口公窑)，于是他上报了200人。上边一看，就说，没报实，生生砍了一半。这样反而比按人头标准的实际数少了4万。支书说："这4万我得要回来。"

    (《经济日报》2002年4月15日)

    【资料】2001年7、8月间，记者到陕西延川县农村采访，前后10多天，与农民同吃住，对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2002年4月15日在《经济日报》发表，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老少边穷地区的巨大变化，以及仍然存在的赤贫状况，同时反映中央扶贫政策基层落实难的问题。

    文章发表后，产生很大反响，受到中宣部的通报表扬，延安市委书记王侠对该文作了长篇批示。延安市市委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延安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阅读讨论，寻找工作中的差距，改变作风，取信于民。之后延安电视台专门推出大型系列报道《黄河流过的村庄》为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