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海淀区流行病学调查大队

俞 南

    35岁的蒲永兰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声音沙哑。她说她非常想念她两岁的儿子，因为她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过他了。

    "事实上，只有在上次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我才有时间想念他，"她开玩笑说，"我忙得都忘记日子了。"

    从3月中旬海淀区开始发现确诊和疑似的SARS病例以来，作为海淀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流行病学调查队的队长，蒲永兰一直非常紧张和忙碌地工作着。

    蒲永兰和她的80多名同事负责调查确诊的SARS病人的接触史并寻找所有这些SARS病人亲密接触过的人，还要对SARS病人的家庭、工作地点以及其密切接触者的家庭进行隔离和消毒。到5月13日晚为止，他们共对552名SARS病人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

    海淀区有167万人口，北京市主要的几家传染病医院也分布在海淀区内。由于确诊和疑似的SARS病例的数据是按医院统计的，所以在北京的SASR疫情分布图中，海淀的人数是最多的。到5月14日为止，在海淀各医院接受治疗的SARS确诊病例为 657人，疑似病例为335人。但是超过60％的患者都不是海淀的居民。

    在这里，与这种类似流感的传染病的斗争是格外艰苦的，因为北京最好的大学和很多大医院都在海淀区。

    记者在海淀疾控中心5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一次又一次地被电舌和紧急事件所打断。

    "在这场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流行病学调查是至关重要的。"董淑兰说。47岁的她是海淀疾控中心专家组的成员。"我们的工作是切断所有可能的病毒传播途径。我们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对 SARS的研究也是非常关键。"她说。

    董淑兰高兴地看到他们的工作有了成果--无论在海淀区还是在整个北京市，SARS病例的数目正在逐渐减少，她说："这是对我们的工作的最好回报。"

    工作在最前线

    3月15日，蒲永兰和她的14名同事处理了第一例SARS病例。

    很快，他们发现疾病的传播速度很快，他们不得不长时间超负荷工作。那段日子他们一天只能休息2到3小时。"我的记录是连续工作48小时。"蒲永兰说。她已经在海淀疾病和预防控制中心工作十几年了，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紧张的局面。

    4月23日，70多个来自不同医院的传染科医生和各地防疫站的同志加入了海淀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调队伍。"不过，在SARS没有得到控制以前，我们谁都不会有机会休息，"蒲永兰说，"有好多次我刚刚处理完一个案件回到办公室，就发现另一个案件已经在等着我了。"

    流调大队的80多名流调员分成了若干小分队，每个小分队由两个人组成，一个人主要负责消毒，另一个负责询问问题。如果顺利的话，处理一个案件最少也要花5到6个小时。

    在这五六个小时中，流调分队首先赶到SARS病人的医院，询问接触历史并填写流行病调查表。然后他们要到病人的家中对整间房屋包括电梯和走廊进行消毒并对其家庭成员进行隔离。之后，他们要赶到病人的工作单位进行进一步调查和消毒工作。最后他们要找到所有SARS病人曾经密切接触的人员进行隔离和消毒。

    蒲永兰说，卫生部对流调内容、密切接触者的定义以及消毒和隔离的标准都有严格的规定，就连调查和结案的时间也有明确规定。"流调人员必须在接到确诊病例一小时内赶到医院，两小时内赶到患者家中。每个案件都必须在24小时内处理完毕。"

    但是，调查人员发现，有时按时完成调查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在5月8日上午8点，海淀医院报告一个建筑工地的民工被诊断为SARS。这个民工姓周，是5月6日乘坐从广州出发的火车到了北京。由于周是第一次到北京，来的时间又很短，所以他说不出来他所在工地的确切地址。

    蒲水兰在24小时内一共派出了4个调查小组到海淀医院进行流调，想尽可能多地从周那里获得信息。但是这个民工所能记起的有用信息只有3个他经常打的手机号码。其中一个已经过期，另一个一直占线，还有一个一直打不通。

    "建筑工地、学校和医院是疾病控制中心重点观察和保护的地区，"蒲永兰说，"尤其是建筑工地，环境相对比较脏乱，而且民工的居住条件相对比较差--空间小而且通风不好。"

    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蒲永兰向海淀区区长周良国寻求帮助。经过警方的帮助，他们找到了在云南省的周的家人。5月9日凌晨2点海淀警方确定了建筑工地的具体地址并通知了流调大队。

    5月9日早6点，位于海淀区东北部的这个建筑工地被消毒完毕。在100多个工人中，曾经和周密切接触过的23个工人被隔离。"到目前为止，他们之中还没有一个人出现不好的症状。"浦永兰说。

    董淑兰说："只有尽可能快地对感染地点进行消毒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隔离，传染途径才能被切断。我们正努力保护整个社会，以提供一个相对安全和健康的环境。"

    在保护公众健康的同时，流行病的调查人员们却一直在很危险的环境下工作，因为他们不但接触病人，还接触那些可能被感染的人们。

    蒲永兰说，有些人对他们这些流调人员很反感，因为他们在病人得病期间还要去打扰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但是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为了防止疾病的扩散，我们必须做这项工作，我们还要做得细致。"

    繁琐而细致的工作

    指着装着满满两大页问题的流行病学调查表，蒲永兰说，这些问题每一个SARS病人都得被问到。问题包括了病人的一些基本信息，如临床症状，目前的治疗手段和反应，最近一段时间接触的场所，人和动物等等。

    蒲永兰承认，很多病人一开始不愿意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当蒲永兰和她的同事跟病人讲清楚了SARS的危害性，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示愿意合作。

    "天气眼见就热了，我们的日子更难过了。有时候，我们需要穿着厚厚的隔离服在病房里询问病人好几个小时，汗水把整个人都浸透了，出来以后都觉得自己要昏倒了。"

    董淑兰说，海淀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调人员所收集的信息会被送到北京疾控中心汇总并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流调大队的人员太忙了，繁琐的消毒和隔离工作使他们没有休息的时间，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整理和分析一下他们的流调结果。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确定除了近距离飞沫传播外，SARS还有多少种传播途径，"董说，"在一些SARS案例中，我们甚至找不到一点和SARS病毒接触的历史。"

    "我们仍然需要社会各阶层理解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并给予支持。"

    (中国日报2003年5月16日)

    【申报资料实录】

    作品评介： 同样在抗击非典一线工作的流行病学调查人员是在SARS肆虐的中前期被媒体相对冷落的默默无闻的英雄。他们的工作保证了每天疫情数字的准确，也是防止SARS扩散，切断传染源的最主要手段。文章真实地记录了流调消毒人员辛苦、危险而又崇高的工作，也阐明了流行病学调查的重要性。同时以生动的事实反驳了境外媒体对我们流调工作的攻击。

    采编过程：5月10日，作者只身前往海淀流行病学调查大队。在那里采访了5个多小时。和专家、一线的流调队员进行了采访。

    社会效果：许多华侨看到报纸后，打电话到海淀流行病学调查大队进行慰问，并捐款捐物。流行病学调查人员也备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