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视的发展超越了纯粹的技术范畴，需要从经济增长、文化发展以及政治参与的角度去理解其意义。英国数字化电视转换领先世界，源于其在广播电视及相关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激进式改革，这一改革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

　　英国数字电视政策策动力

    欧洲是交互电视的摇篮，1993年，英国进行了欧洲最早的地面数字传输技术的试验。1995年8月，英国公布《数字地面电视发展纲要》，1996年出台《广播电视法案》，1997年，开始发放数字电视牌照。截至2006年底，数字电视遍及72.5%的英国家庭。官方非正式宣布，数字电视将在2008年至2012年之间完全取代模拟电视。

    英国政府对于数字电视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市场主体，其对于数字电视的热衷源自于两个策动力：技术融合和新自由主义思潮。

    技术融合的核心是数字化。数字化技术使得长期横亘在通讯、广播和计算机之间的技术壁垒开始消融，频道资源得以迅速扩容，也为过去彼此分离的不同媒介公司进入彼此业务提供了可能。英国政府欢迎基于技术融合的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并主动调整监管架构以适应数字化要求。这一积极态度源于三个因素：首先，数字化转换被视为振兴国内消费电子产品及相关高技术产业的机遇；其次，英国不甘心在信息时代落后于美、日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希望通过发展数字技术谋求竞争优势和长远经济增长；第三，无线通讯服务爆炸式发展导致了广播频率资源的短缺，而数字化转换可以缓解频率资源紧张的状况。

    数字技术对电视产业产生了深层次的挑战，然而，单靠其自身力量无法使整个电视产业格局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电视产业格局最终的改变取决于另外一个重要动因——政治，它决定了政府动用国家权威去调整电视产业，而社会思潮对政策过程施加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新右翼马格丽特·撒切尔1979年大选的获胜被看作是英国通讯监管历史上的分水岭。新右翼的核心理念是“自由市场”，坚信私有化能够消除寡头垄断，支持有线电视发展应借助私有资金，而拒绝为其提供任何公共财政支持，同样，卫星电视在英国的发展动力同样来自政府借助高技术壮大市场，从而实现将电视产业从既存双寡头垄断体制下解放出来的承诺。

　　英国数字电视决策模式

    与纸媒介奉行的自由主义不同，英国广播电视从诞生之日起就处于严格的监管体系之下。监管基于两个目的：垄断的威胁和快速增长的商业主义，监管的必要性在于，限制市场的消极作用而发挥其积极作用。“公共服务”是对广播电视实施监管的传统解释，英国人认为只有公共机构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因为只有公共机构才能独立于任何利益之外，包括政府，因此广播电视应置于公共机构监管之下。实施监管的第二个解释涉及广播电视技术本身——频率资源短缺。广播电视的传输频率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各频率之间容易相互干扰，如果频率不受限制地发展，势必会引发混乱，而集中分配频率资源和执照许可被看作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20世纪60年代，英国广播电视的监管体系从监管向去监管化转变，监管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动。标志性的转折点是1990年广播法案的通过，其核心内容是提升商业化、弱化监管和准许其他商业机构进入广播电视媒介领域。2003年修正的通讯法案建立起一个新的产业监管架构，一个新的单一监管机构——通讯办公室取代了原有的广播电视标准委员会、独立电视委员会、电视办公室、广播电台协会、广播传播协会５个监管机构，引入一种更适合数字时代商业传播的新架构，这是适应电视数字化转换的关键性改革，也是整个制度再设计的最后一步。

    英国广播电视政策都以广播法案的形态由国会制定，从基本程序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政府提案和国会法案。提案在国会参众两院审议的程序大致相同，一般如下：一读、二读、委员会审查、报告、三读、批准，所有程序完成之后，政府提案就变成了国会法案。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绝大多数的公共政策由内阁发起。其次，因为高度的关联性，受多数党控制的国会不大可能阻止政府提案的通过，即便不占多数，梅杰政府还是成功地确保了很有争议的1996年广播法案在国会的最终通过。最后，政府负有政策执行之责，官僚体系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会根据自身利益对政策做出解释。

    英国数字电视策略与政策

    英国的数字化转换是一场激进式产业革命，建立在对广播电视和电信实施单一监管基础理念之上。这一认识指导下，数字电视政策在设计上往往有利于新的市场主体而对原有强势角色有所限制。与此同时，英国执行了一种公共服务广播（模拟地面广播为主）优先的数字化转换策略，这一策略通过公共服务广播和商业广播之间适度可控的市场竞争而实现。

    1995年公布的数字地面电视政府提案有两项重要的内容，一是建立新的法律架构以鼓励地面广播和有线电视、卫星电视运营商在数字服务领域展开竞争，二是将数字地面电视服务执照分解为两类：频道运营商和节目提供商。凭借着国会跨党派和内阁部长们的强有力支持，BBC最终成为最大赢家，获得一个拥有最大覆盖面积的独立数字频率执照，ITV和Channel4一起分享另一个数字频率执照。尽管招致了众多的批评，政府关于数字地面电视双执照的提案还是稍做修改获得通过而成为1996年广播法案。1996年广播法案的通过是英国广播电视产业历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其贡献在于：放宽了对媒介所有权的严格控制；建立起数字地面广播的法律架构，将网络运营商和节目供应商分开，为潜在参与者的进入开辟了通道。

    默多克旗下的Sky卫星电视在地面电视优先的数字化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默多克Sky卫星电视1990年兼并了BSB（英国卫星广播公司）组建BSkyB，1998年开始将其模拟卫星电视用户转换为数字电视用户，并于2001年成功关闭了模拟播出。而BSkyB到1999年年底很轻松地就占有了英国数字电视用户80%的份额。

    无论是数字卫星电视突飞猛进，还是数字有线电视的异军突起，都形成了对传统模拟地面电视市场份额的蚕食。梅杰政府希望通过启动数字地面电视引入竞争，结束BSkyB在付费电视领域的垄断。1994年7月，梅杰政府发布《关于BBC未来的白皮书》，核心内容是希望BBC能够在数字地面电视启动之初扮演重要角色，并建议BBC通过传输网络私有化筹措资金支持数字服务。这一“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触及到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从公共服务广播向数字广播转换的经费投入，于是一场关于数字电视执照费（DLF）——由数字电视接收者支付收视费用的大辩论开始了。

    2006年进行的BBC宪章审议之中，政府再次重申拒绝为BBC的数字化提供额外的公共资金支持，也否决了BBC在未来十年中将执照费每年提升1.5%的提议，而建议BBC发展其数字化服务的资金应来自于“自筹”：改善和提升执照费收取效率；拓展其商业性收入。

    BBC数字化计划从20世纪中期就已经确立，但一直到新千年来临之际才付诸实施。2000年秋季，BBC发布开设４个新电视频道和５个新电台网络的数字化方案。

　　英国的数字化转换与消费者态度

    英国数字电视政策制定者视消费者为政策过程中的核心要素，这在数字电视转换时间表政策执行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英国官方非正式宣布数字化转换将在2006至2010年之间完成，后调整为2008至2012年，并承诺政府将确保模拟电视信号关闭的三个前提：

    1.每个目前能够接收到主要的公共服务广播模拟频道（BBC1、BBC2、ITV、Channel4/S4C 和5）的人都能在数字体系下继续享受到服务；

    2.数字化转换是大多数人都能支付得起的选择；

    3.支付得起的衡量指标是：95%的消费者都能消费得起数字装备。

    英国政府推进数字电视普及采用的是”自愿”的政策。消费者个人边际效益分析是评估数字电视政策执行的一个关键因素。数字电视采纳过程中有两项和个人边际效益相关的成本：机顶盒和订户费。免费发放机顶盒是推动消费者接受数字电视的重要策略，能够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新技术，从而刺激需求。BSkyB花费10亿英镑为消费者免费发放机顶盒，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为英国最大的数字电视运营商，Free-to-view的快速崛起也是因为在使用环节为消费者提供免费数字电视服务。每个英国电视用户每月花费在付费电视上的费用为29.1英镑，卫星电视30.5英镑，有线电视25.5英镑。进一步调查显示，大多数的付费电视用户表示愿意继续订购。

    结论

    当代广播电视政策是数字化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意志应对全球性挑战而做出的反应。英国政府将数字化转换看成是振兴国内电子消费品产业和推动相关领域高技术发展的重要机遇，在信息产业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激进式的改革，政府动用国家强制力推动广播电视和电信的融合与竞争（主要是以私有化取代垄断或半垄断），不仅为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提供财政支持，也使消费者受益。

    参考文献：

    ①艾克伯利·J，《国家力量的标签：应对石油危机的比较研究》

    ② 达赫格里·P，《电视与公众：公民、民主与媒介》塞格出版社（伦敦）

    ③文化、媒介与体育部（英国），《所有人的公共服务：数字时代的BBC》

    ④波恩·G，《不确定的未来：公共服务电视与数字化转换——BBC与Channel4数字电视战略比较分析》，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版社

    ⑤罗杰斯·M，《新发明的扩散》，自由出版社（纽约）

    ⑥贸易与工业部（英国）,《数字电视态度：消费者数字电视选择调查》

    （白艳军  作者单位：北京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