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下午14:30,法制日报摄影部主任、第八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得者居杨做客中华新闻传媒网,畅谈她的新闻摄影生涯。以下是精彩访谈摘要：

    [主持人]很多人了解并熟悉您就是从《丢丢的故事》开始的，我看很多报道和资料说您当时是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丢丢，那您去之前对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的设想呢？有没有料想到这个事情的影响这么大？

    [居杨]完全没想到。当时是1997年，我从事摄影记者时间不是很长，当时我们报纸接到一个线索就是一个孩子被警方救了，他被折磨得特别惨，我一开始就打算去一下，拍上几张照片，也可能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工作就结束了，但是当我真正到了北京市儿童医院病房的时候，当我真正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眼前的他浑身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被烟头烧、打火机烫，全身都是溃烂的伤口，一下把我震住了。

    后来我了解他的背景情况，他之所以落到这么悲惨的境地是他亲身母亲造成的，他母亲吸毒，因为欠别人的钱，把丢丢抵押给吸毒的人，就说我的孩子都放你这里了，我不可能欠你钱，吸毒的人在吸毒后是很暴虐的，吸毒后就对这个孩子进行摧残。

    我刚开始这个专题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帮助这个孩子，因为丢丢在医院里面医药费很高，他母亲是一个吸毒者，后来被拘留了，他又没有父亲，没有人解决医药费的问题，当时我就想一定要好好把这个专题做好，做好以后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能够让他得到更好的治疗。

    出于此情我就开始了对他整整一个夏天的报道。因为当时我还有其它的工工作，不可能每天去那里去，所以几乎那个夏天所有的业余时间里我都会陪在丢丢身边。他清醒的时间很少，经常是昏迷，也就是在吃饭、换药的时候才有清醒的时候，我就抓这么一点时间拍几张照片，我就做了一个叫做《丢丢的悲剧》，也叫《救救孩子》，在法制日报、南方周末刊发了，刊发以后的结果让我很震惊，从第二天开始，我们编辑部的电话就被打爆了，信件就像雪片一样到了编辑部，仅仅三天的时间就捐款捐了五万多块钱（97年的时候），一下子解决了孩子医药费的问题。让作为年轻记者的我一下体会到了媒体的力量。

    后来到了1998年，我们国家组织了规模特别大的“98禁毒展”，在这次禁毒展上《丢丢的故事》也被刊登在那里了，当时很受欢迎，大家通过丢丢的故事一下就认识到了毒品的危害，他就近在我们身边，不是在天边，不是在云南那些很远的地方，就是在北京，就是在我们身边。不光是对家庭，毒品甚至危害到我们的下一代。有很多人通过丢丢的故事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后来《丢丢的故事》就成为全国禁毒宣传的典型人物了。

    我就一直在追踪采访这一切，我觉得我是在跟着这个故事来采访。到了1999年的时候，等于离我采访以后的两年后，他母亲从劳教所出来，出来以后当时表示很悔过就想带这个孩子。

    那时候丢丢已经五岁了。在1999年春天的时候丢丢五岁的生日是在劳教所渡过的，劳教所特意让他和他的母亲重逢，两个人见面，我都有照片可以让大家看到。他的母亲一直在哭，丢丢是用一种偷窥的眼神看他的母亲，我觉得那时候全社会的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一个悔改了的母亲和他的儿子重聚了，开始新的生活。所以国家民政部门就同意他的母亲重新带他的孩子，把她又送回她的河南信阳老家，作为跟踪的记者我就一直在拍摄。

    在那个时候（1999年把她送回老家的时候），本来我想结束这个采访不再拍了，经管《丢丢的故事》当时非常轰动，有很多读者愿意看他的故事，而且特别关心孩子。但是我想他和他的母亲已经回归了，如果我总是拿着相机在他旁边拍摄的话会有意无意地提醒他你记不记得你原来的事情，记不记得那是你的亲生母亲在你三岁的时候，在你幼小的时候做过什么，我真的希望他忘记这些，开始他和他母亲的正常生活。所以我就想结束这个报道。

    但是大家美好的愿望到后来也落空了，到了2004年的时候，我当时在上全国“两会”的时候，丢丢的舅舅从农村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母亲已经复吸毒品，并且把孩子扔在农村老家，又不管了，而且已经很久都不管了，家里又太穷实在养不起他。找我是想让我为他想办法。当时我一听这个情况心就紧了。

    在2004年之后我又开始追踪采访，那一年去了四次信阳。最终在全社会的力量下使丢丢摆脱他的母亲走入了新生活。事实上我觉得八年真的挺长，但真正做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可能也并没有想到做这样的一个专题，也并没有想到他能够给读者留下这么深的印象，有这么大的反响。

    这八年来我也是跟随着《丢丢的故事》成长起来了。我看到了媒体的力量，我也看到了全社会的这种爱对丢丢的影响，和对社会当中的一些丑陋的东西，比如像毒品，它对一个幼小的孩子的影响。对人和人性我觉得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随着对丢丢采访的深入，当我看到社会上有那么多富有爱心的人去帮助他的时候，我的这种社会责任感也在慢慢的提升，我也在慢慢体味这种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