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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中国需要千万个王旭明
2007年08月02日 17:02:33  来源:大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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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05年12月22日王旭明做客新华网就教育改革和热点问题答疑(资料图片)

    7月6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断章取义的批评是真正的无知》,表达了他对部分媒体的不满。同样,他的不满也激起了媒体的不满。

    其实,这已不是王第一次批评媒体,在中国庞大的新闻发言人群体中,王是一个奇特的人,他的每次公开表态,几乎都成为众矢之的。甚至经常有公开的评论要求教育部撤换他。但他却雷打不动地干了5年,是他那批新闻发言人中做得比较久的一个。

    这五年中,他不断和个别媒体和评论人开战,“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中国教育成功论”等等,都是媒体对其发言进行的概括。而王几乎每骂必还。

    有媒体记者戏称,作为“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经常成为“新闻当事人”,成功还是失败?而他的同行则评论他为“敢说实话的人”,甚至还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具西方色彩的新闻发言人。

    7月27日,中央某单位新闻发言人和本报记者谈起了王旭明,她很钦佩王的勇气,王在北京新闻发言人圈子中,获得的评价很高。为什么同行和公众对他的判断截然相反?

    7月17日深夜,在广州参加大学生运动会的王旭明,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我们一直希望能够看到他的内心深处。

    “在断我的章取我的义”

    南方周末:7月6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名为《断章取义的批评是真正的无知》,你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回应?

    王旭明: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有些媒体关于教育的报道从本质上说是没有道理的,或者说是无中生有,或者说断章取义。那篇文章如果不是编辑对我的原文作了改动,火药味会更浓。我原文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说这种无中生有和断章取义是一个不完美社会当中的伴生物。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完美,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我相信断章取义和无中生有断没有好下场”(笑)。

    比如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说“教育部不支持设立中华母亲节”,网上都在炒这个新闻。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作此表态。再比如我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希望媒体能够及时准确地报道我的话,不要断章取义。马上我就看到一家著名报纸发表评论:“王旭明要求公众不要对他的理论断章取义,这是对公众监督权的蔑视”。而我通篇文章没有提过“公众”两字。

    我确实没有权力要求公众不断章取义,但是我能要求媒体不断章取义。因为媒体是文化人啦,媒体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有高文化的人,但是就是这样的媒体在断我的章取我的义,公然把我的“媒体”换成了“公众”,有时候我觉得只能用两个字说:无奈。

    南方周末:你认为媒体应该宣传国家政策,你觉得媒体必须听政府的话?

    王旭明:我们的媒体都是国家办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办的媒体。那么我认为我们这个媒体,为国家说话,为纳税人说话,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和西方的媒体形势并不一样,我们不是私人老板办的媒体,这个资本家办的媒体代表的是集团的利益,那我们这个媒体自然应该代表国家的利益。

    我认为,媒体应该全面准确、及时有效地去宣传国家政策。几年来我在各种场合(包括在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媒体的座谈会上),我就反复宣讲这个观点。虽然我遭到了误解或不被理解,但是我特别高兴地看到我的观点渐渐被宣传部门所认可。最近几个月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很多中央媒体,每周一都有一个《政策解读》的栏目出现,虽然这个栏目我还觉得非常得刻板,不够生动活泼,但起码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认为媒体应该大大增加这方面的新闻报道。

    南方周末:教育、医疗、住房被称为新三座大山,公众的这种情绪,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有人说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众情绪的发泄对象,你怎么看?

    王旭明:如果从公众发泄情绪对象这个角度讲,有某种合理成分。换一种更圆满或者更准确完整的话呢,我觉得是人民群众这几年确实对教育格外关注。人们在衣食无忧、在生活基本保障满足的时候,不断提高对教育的需求。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当前人们对教育最大的矛盾就是优质教育的不足、良好教育资源的不足和人们对良好教育渴求之间的巨大矛盾,那么在这个矛盾当中呢,有这种不满或者那种不满,自然是很必然的。

    如果说我是这种不满或者这种什么的出气筒或者发泄对象,那我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说一点意义没有。

    南方周末:我想知道你的父母、爱人、亲戚、朋友是从哪些渠道了解你的情况?以你为骄傲,还是经常为你担心?

    王旭明:有一篇对我影响最大的、攻击我的文章,在一本著名的杂志上,说“王旭明这样的人,还能担任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而且至今还在当,我们不仅要问责于王旭明,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问责于他所供职的部门的人事部门”。

    我觉得这个指责太严重了。我们很高级的干部出了问题也很少出现这种评论,居然王旭明这样一个区区小人物,就要问责于他的人事部门了。我觉得这确实对我影响很大。这样的批评有点“文革”遗风,这也说明这种腐朽、陈旧、不合时宜的观念有多么得牢固。

    包括我父母、爱人、亲戚、朋友,他们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少说点吧,你还能干下去吗?”甚至有人问“听说部里已经处理你啦”这样的电话都有。

 
(责任编辑: 高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