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贾永做客中华新闻传媒网，讲述一名新华社军事记者的成长经历，讲述关于军人、军事和军事新闻的诸多话题。图为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贾永。中华新闻传媒网 姚勇摄

   中国记协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华新闻传媒网联合主办的嘉宾访谈，6月21日请到的嘉宾是第六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得者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贾永。以下是访谈精彩摘要。

从边防战士到军事记者

    6月21日，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贾永做客中华新闻传媒网，讲述一名新华社军事记者的成长经历，讲述关于军人、军事和军事新闻的诸多话题。图为贾永回答网友提问。中华新闻传媒网 姚勇摄

    [主持人]从一名边防战士到今天的新华社军分社社长，贾老师有着传奇般的新闻人生。那我们的话题就从先从当年的那位边防战士说起吧。贾老师，当年您第一次穿绿军装是什么时候？是如何从边防战士走上了新闻道路了呢？    

    [贾永]参军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是1980年的11月21日，经过六天七夜的长途跋涉我们到达了广西边防。我到的那天是11月27日，6夜5天，那年是我17岁的时候。

    实际上我在中学阶段就练习写作，当时边防战士有很多事迹，我在当炮兵，就把周围战士的事迹写出来，此前也写了很多，到那里一个月以后就开始登报纸。最有影响的是1985年的这一阶段，当时在广西边防前线流传这么一句话叫“吃亏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吃亏我一个,幸福十亿人”，这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口号，这个诗的作者是谁我们具体也不清楚，这个口号成为80年代中期中国最有名的口号之一，就像“振兴中华”一样。

    当时在广西前线，我也承担着其他诸如站岗、潜伏、作战等任务。但从1985年之后就走向了职业军事新闻工作者的道路，到今天是22年。

    我是大学实习阶段到了《中国青年报》。我到了那里没几天就是大兴安岭火灾，建国后最大的一次火灾，到现场去的还有三个同志，一个同志已经退休了，还有一个同志已经不从事新闻工作了，还有一个也在中国青年报工作，也获得过长江韬奋奖。我当时是一个实习生。

    当时我去的时候应该说没有辜负领导给我的重任，最后我也因此获得了《中国青年报》社长总编辑奖，他们开玩笑说贾永是中国青年报最有名的实习生之一。

    1989年,我大学毕业以后就从学校到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当了一名军事记者。

军事记者的“原始采访”

    6月21日，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贾永做客中华新闻传媒网，讲述一名新华社军事记者的成长经历，讲述关于军人、军事和军事新闻的诸多话题。图为贾永回答主持人提问。中华新闻传媒网 姚勇摄

    [主持人]您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原始采访”，那您能不能解释一下它的含义呢？

　  [贾永]原始采访就是到新闻的源头去追寻新闻，现在有的人讲体验式新闻，但有时候你不是新闻的主体，但是我们要求记者在第一时间或者第二时间第一现场追寻新闻。比如我们要求到边防去你就必须到边防去，要求到现场你就必须到现场去，这也是我们最普通的采访方式，当然有时候比较难。

    比如这几年抗洪救灾、扑火报道、边防扫雷，我们要求是力争到第一线，我们历来都是这么要求的，在抗美援朝汉城撤退的时候，最后一个撤退的是我们的新华社军分社老社长阎吾同志，他是著名的新华社记者。98抗洪最后撤离的五个人中有三个新华社军事记者，两个武警官兵，其中有我。那时候，说真话最初还有点害怕，就像在前线打仗一样，第一仗有点紧张，久了也无所谓了。

    世界上有两个职业最危险，一个是军人，一个是记者，如果说战争年代是军人的话，和平时期就是记者，我们既是军人又是记者，两种身份决定我们的行为方式是最危险的。当然，现在网络时代信息的获得更方便了。我们很多记者就习惯打个电话，上个网就行了。但是你永远掌握不了第一手的材料，你永远掌握不了最真实的新闻素材。更重要的是有的同志可能到现场了，他没有原创式的发现，现在很多人提倡所谓的用身体写作，骑着自行车到哪里去，说实话我们不提倡，问题是既要有最原始的采访，还要有最原始的发现。

    我很欣赏南振中总编辑说的一句话“要有发现力”，不是说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我觉得除了发现力还要有联想力。

    比如1991年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当时到的记者很多，这不是一个新闻事件，是一个重大活动，当时我就从青藏公路坐汽车到了西藏。　

    我一边走一边看地图，我就发现通到西藏的两条路像一个“人”字在拉萨会合了，我就觉得因为很多人为了建设这两条路牺牲了，是他们的牺牲形成了西藏文明发展的坚强的血脉。所以我又顺着川藏路回来了，后来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人字，一撇川藏公路，一捺青藏公路随着两条公路的诞生，遥远的边疆不再遥远。当时正是西方很多国家攻击我们的人权的时候，我们是靠共产党、解放军的牺牲用生命凝固成两条路，从此带来了藏族人民的新生，带来了今日的发展和繁荣，这不是最大的人权吗？这篇文章是对西方所谓“中国人权”问题有力的回击。

    这条路已经躺在那里40多年了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发现呢？我想这和我提倡的“原始采访”也和南振中总编辑所提倡的发现力,我所说的联想力有关系。

    新华社有这个传统，和平时期我们的副总编刘江同志也在索马里被打伤一条腿，原始采访的代价要比普通的采访代价高很多很多倍，甚至会丢掉性命。但是我想既然选择了新闻事业，既然你又是一个军人，这也是应该的，这是你的职责之一，也是职责所系，使命所系。我在中国最边缘的地区都跑过。

    比如西藏、新疆的艰苦地区，长征路我走了两次，1996年当时新华社也是根据报道形势的需要进行纪念长征60周年的活动，我带着我们两个记者重走长征路，不走不知道，走了以后才知道我们当年的红军是多么伟大，西部那个路几乎每天都是泥石流，到西藏几乎每天都是雪崩，那个村庄你今天看到了，第二天可能就被泥石流吞食掉了，这样的经历很多。

    但是这也不是最苦的，老一代有，现在也有，我们的年轻记者也是这样做的。去年长征70周年，我们的记者又到长征路上，又到当年红色的革命根据地采访，也是同样吃了这样的苦，当然现在西部比过去发达多了，但是我们这种做法，可能跑路没有那么艰苦了，但是这种作风是依然需要的。

    我们从2004年开始，在全国找到了160多个老红军，我们掌握了他们最原始的材料，我们抗战胜利60周年从国内外又找到了400多个历史见证人，所以我们出了两本书，第一个叫《我的长征》，这是2004年的畅销书，一个新加坡公司把我们书的部分版权买去，根据我们采访的情况拍了一个片子叫《解放了的三寸金莲》获得了国际大奖。到了2005年《我的见证》又是畅销书，用无数个人的历史见证来见证日本侵略者带给我们的灾难，来见证我们抗日军民的勇敢、无畏和顽强。这本书又是畅销书，今年我们也是在做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