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之一：

为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软科学发展20周年纪实之一

本报记者 房琳琳

    1986年8月。

    一份几经斟酌的讲话稿，送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案头。

    小平同志看完后，未改一字便提笔批示："很好，全文发表！"

    与此同时，陈云同志也批阅了这份讲话稿："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7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讲话的主题非常鲜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至此，"软科学"就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软科学"研究在全中国落地、生根……

舶来的概念，"软科学"应运而生（小标题）

    新中国初期到1978年，我国软科学事业开始起步，并缓慢发展着。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首先提出并发展了技术经济学，另外，运筹学和系统科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和普及应用，并成立了众多研究机构院所，培养了一大批软科学研究人才。这期间实施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是我国早期最成功的软科学研究案例之一。

    追溯"软科学"一词的由来，有业内权威曾专门进行了考证。

    "软科学"的涵义最早源于英国出版的《科学的科学》一书。日本是最早使用"软科学"具体名称的国家。1970年5月，日本科学技术厅举办了"软科学讨论会"。1971年日本出版的《科学技术白皮书》正式使用了"软科学"的这个概念。1977年，在日本科学技术会议第6号报告中，给出了软科学的定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将正在实践中的软科学研究与此联系起来，考虑到要给我国的这个新兴的、具有巨大潜力的学科命名。

    时任原国家科委科技政策局局长的张登义回忆，"科学学"、"政策科学"、"决策科学"、"战略科学"等，都曾作为参考方案进行广泛的探讨。但是，这些名称都难以准确概括和描述这一学科的特点。最后，中国借鉴了日本学术界的提法，将之命名为"软科学"。

    其实，我国"软科学"的实质内容与西方传统的"软科学"范畴是相通的。如果追溯西方文献，早在1914年的一次讲座上，英国学者罗素创造性地将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一切知识系统分为"软"知识和"硬"知识两大类。

    学者研究认为，西方"软科学"概念从其本身在精确性、具体性和可检验性方面的程度来理解。而中国"软科学"概念更侧重于从决策宗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1993年为中国科学技术蓝皮书第8号《中国软科学》所写的前言中说，支撑民主和科学决策的整个科学知识体系，在国内外简称"软科学"。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成思危认为，软科学是社会、经济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的系统工程、宏观层次的管理科学以及政治、经济等领域内的决策科学。

    就中国软科学的内涵和实质，学术界已有广泛的共识。

    成思危概括软科学研究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其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等包含人为事物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二是其研究方法的综合性，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三是其研究成果是为了支持各级各类的决策。

    在中国软科学名称确立的过程中，学术界始终强调的一点是，"软科学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时代的选择，"软科学"呼之即出（小标题）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6年7月首届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是我国软科学事业从多角度、多层次发展壮大阶段。

    "这次座谈会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事件。"张登义这样描述，软科学界也这样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验教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启动，树立了富有新意的"科学"和"民主"在中国的地位。

    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等著名论断，极大地鼓舞了科技工作者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正在酝酿科技、教育、经济、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从哪里入手？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是当时中央领导集体亟须思考和给出答案的问题。

    伴随改革开放等各项政策的深入贯彻实施，人们在各类发展与建设的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决策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仅凭个别领导人或领导班子的意志已经难以进行正确决策。人们开始探索能够为领导决策提供帮助的科学依据和方法。

    从1978年以后，很多科学家和领导同志都大力提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增强对研究和解决综合复杂问题的能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和呼声，为中国软科学的兴起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

    张登义回忆，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筹备过程中，时任原国家科委司长的邓楠请示万里，敬请他出席并作重要讲话。

    那段时间，中央核心领导层正在探寻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问题。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等从"科学为决策提供技术支撑"的角度向万里汇报，引起了万里同志的高度关注。

    万里同志的讲话引起会议内外热烈和强烈的反应，一致要求全文公开发表。万里同志非常慎重，把讲话稿送呈邓小平和陈云同志审阅，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万里同志在题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大力推行科学民主决策。他指出，"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各级各类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软科学研究就是决策研究，就是在把科学引入决策的过程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从而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新华社在对外发的通稿中，主题也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副题是"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宏观决策的本领"。

历史的必然，开启勃兴的阀门（小标题）

    20年前的那次座谈会，开启了软科学勃兴的动力阀门。从此，中国软科学名正言顺地积极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

    张登义等学者认为，有四类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

    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者，他们手中握紧一柄由科学和民主浇灌而成的宝剑，在软科学的支撑下，披荆斩棘阔步前行；长期以来在政府各部门从事调研的秘书班子，其工作内容成了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他们也积极地为决策者提供智力支持；一直以来从事软科学研究的科技人员，其工作性质明确以后，软科学成果倍出；还有从事科技管理工作的庞大队伍，成为软科学兴起的最直接受益者。

    座谈会的成功举行，引起全社会对"软科学"的浓厚兴趣。软科学事业蒸蒸日上。

    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科技管理"奖项被"软科学"奖项替换，一系列重大软科学成果获得奖励。"若干重要领域技术政策"、"中国人口控制"等课题研究影响深远，成为软科学历史中的经典。

    1988年，国家软科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为全国软科学研究的路径做了正确指导，也为现代化建设进行论证、规划和管理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就是其中之一。

    1994年，中国软科学研究会成立，还设有"地方网"、"部门网"，成为从事软科学研究或管理工作的机构、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专家学者，为实现其宗旨自愿联合起来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全国软科学工作者进行了众多重大决策研究，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科教兴国"被确立为重大国策，"技术创新"思想的广泛传播等，软科学工作者功不可没。

    20年来，软科学的蓬勃发展，是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绝对分不开的。

    1990年、1991年、1994年、1997年、2002年、2004年……中央在党的重要会议上，不断阐述和强调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从制度建设到机制建设，从程序建设到机构建设，软科学研究范畴得到不断补充和完善。

    历史跨入了新世纪新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强调，我们党要实行民主执政、科学执政。

    所有这些，无疑为软科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时代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迫切要求。

    人们不会忘记，20年来软科学与中国发展的休戚与共、命脉相关。

    人们不会忘记，20年前那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事件"。

代表作之二： 

论证经济社会的重大课题

--软科学发展20周年纪实之二

本报记者  刘莉

    "我们从事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的，科技、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相互贯通的事业，现代化建设环境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开放的、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系统，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效率与公平、政府与人民、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地方与中央等各方面的关系，作出权衡取舍。这就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决策水平和决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为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成思危如是说。

    据成思危介绍，20年来，中国软科学界密切关注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众多工程项目和社会事业进行了软科学研究和论证，也相应提高了决策和管理水平。软科学界完成的数万项课题，大至国家中长期规划战略研究、京九铁路沿线开发论证、环渤海经济区发展战略、三峡工程综合评估论证、农村发展战略、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小至一个企业、一个乡镇发展战略与规划的制定，为各级各类的科学决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战略研究 （小标题）

    2006年1月，《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正式颁布实施，为我国今后15年科技发展提供了清晰准确的目标和方向。很多人不知道，在此之前，由国务院领导的该规划战略研究，是近年来规模空前、规格最高的一次软科学研究，2000多位专家进行了一年多艰辛的研究。

    一个高质量的科技长远发展规划，无疑可以带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制定科学和技术的长远发展规划。"

    2003年5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科技部《关于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工作方案》。6月6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组长，国务委员陈至立任副组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总装备部部长李继耐、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等24位部级领导任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科技部，徐冠华兼办公室主任，发改委和财政部的领导任副主任。

    此后，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以周光召、宋健、朱光亚为召集人，王选等18名资深科学家为成员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总体战略专家顾问组。其职责是对战略研究的方向、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重大任务和战略目标等提出咨询意见；对规划战略研究与规划制定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争议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

    参与此次科技规划的人数之多、层次之高可谓开了共和国历史的先河。除了400人"小组"会议的人数创造之最外，"组长"的级别也为人们津津乐道。科技部部长当了组长，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两位院长也当了组长。2000多名来自科技、经济、管理、企业等方面的专家，分20个专题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战略研究。规划集中反映了科学家和其他各方面专家服务于国家决策的专业水平和能力，在科技发展思路、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方面，在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主题之间的优先性和重要性方面，在国家的科技政策与措施方面，都提出了详实的研究结论、科学的论证依据和建设性的意见。

    这次战略研究摸清了我国科技的家底，深化了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目标和重点的认识，提出了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重大建议，这些建议目前已经成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成为了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策实践。

三峡工程的决定性论证 （小标题）

    在长江上建设水利工程是中国人的世纪梦想。从孙中山先生1918年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设想算起。经过80年的讨论、70年的论证、10年的设计和辩论，国务院终于在1994年12月14日宣布三峡工程开始建设。四川一位人大代表说，三峡伟梦，科学决策、民主推动，锁洪水、电东送。

    这一决策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浩繁的科学论证，起决定性作用的论证集中在最后10年。

    1984年11月，原国家科委根据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的决定，在成都召开了三峡工程科研工作会议，制定了8个方面200多个课题的前期科研规划，并具体安排了1985年的科研任务。1986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再次深入研究论证三峡工程，重新提出可行性报告。根据这一指示水电部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1986年"长江三峡工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列为"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第十六项。国家科委按照李鹏副总理的指示和宋健主任、钱正英部长商定的原则，对1985年已进行的前期科研工作进行了调整。第十六项分解为7个课题，45个专题，351个子题。总计参加该项目的科研、院校、勘测、设计、施工等单位约350个，参加人员有2845人（1988年统计）。

    时任水电部部长的钱正英说，三峡工程的论证实际上是对各种不同意见的论证，包括了三峡工程上不上，早上还是晚上。既研究上的方案，又研究不上、晚上的替代方案，这在其他大型水利工程中是少有的。

    三峡工程是全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2009年竣工后坝高185米，库容393亿立方米，防洪库容210亿立方米，发电能力1820万千瓦，年发电900亿度，能防止上游百年一遇的洪灾，提高航运能力5倍以上，每年节省燃煤5000万吨。最重要的是，三峡工程的建设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制造业和建设施工能力都有划时代的影响，把中国的水利、防洪、水力发电、电网和输变电工程、重型发电机等的制造和工程建设能力提高到世界前沿水平。

载人航天的"下马"与"上马" （小标题）

    和三峡工程一样，载人航天工程的决策过程，也同样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风范。

    我国提出载人航天工程始于20世纪60年代。1970年7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圈阅了军委办事组呈送的国防科委选拔航天员的报告，我国第一次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为"714"工程。工程进行5年后，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较低，加上"文革"的影响，中央决定"714"工程下马。

    再次提出载人航天工程已是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向中央提出了将载人航天作为中国下一步航天发展方向的建议。1986年，载人航天被列入863计划。1992年9月，《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得到党中央批准。其间历时7年，经过了概念研究、工程方案设计和可行性研究、工程技术及经济可行性论证等；方案最初有6个，经过比较选择，最后确定由载人飞船起步。该《请示》是载人航天工程最终形成的完整的顶层设计，既考虑了可能性，又考虑了超越性；既明确了发展方针、发展战略、任务目标和三步走以及步步衔接的总体构想，又提出了第一步载人飞船的四大任务、七大系统以及经费、进度、组织管理等建议。

    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张庆伟后来评价，载人航天工程决策是以国家综合国力和技术实力为基础，定性分析与定量论证、需要与可能相结合，层次分明、协调统一的综合过程，是众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载人航天工程能够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20年来，在中国软科学研究领域，有相当一批软科学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软科学政策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之中，参与了党和政府有关政策的制定或咨询工作，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建议和意见，其中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并被国家有关改革的规划和组织实施部门采纳。正如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孔德涌所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软科学学科正日益显现出其独特的重要实践价值。

汇聚在科学发展旗帜下的人们

--软科学发展20周年纪实之三

    （略）

代表作之三：

给软科学插上"硬翅膀"

--软科学发展20周年纪实之四

本报记者  陈磊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中国开展"华北水资源短缺研究"、"山西能源开发"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软科学国际合作项目时，很多人认为这些课题不是天方夜谭，就是杞人忧天。

    "庆幸的是，20年后，现在大家发愁的事，有许多正是我们当时所研究的课题。正如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所说，'软科学研究就像烧好的开水，水已烧开，什么时候想喝，倒出来就行。'"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孔德涌欣喜地说。

    那么，软科学研究者现在忧虑什么？未来的方向又是什么？

观念：从"欺软怕硬"到"软硬兼施"（小标题）

    孔德涌经历了我国软科学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虽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从日本引进软科学概念，但大家感到陌生，因而认识片面。以为软科学就是一个"筐"，"数理化天地生"之外的东西，都往里面"装"。后来大家才意识到，软科学是立足实践、面向决策的一门新兴学科，为决策提供支撑依据的系统科学。

    认识虽然在逐渐深化，但记者在采访中还是会遇到这样的质疑："软科学有也可、无也可，不过是'万金油'，谁都能干。"用软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于景元的话说，"欺软怕硬"的现象仍然存在，比如，人们往往重视高技术这样的硬成果，却掂量不出"高技术发展战略"这样软成果的含金量。

    于景元介绍，现代科技发展呈现出"两头"趋势：一头高度分化，已有学科不断分化，越分越细，新学科，新领域不断产生；另一头是高度综合，不同学科、领域相互交叉融合，朝着综合整体化方向发展。软科学就是后一种发展趋势中涌现出的新兴科学。

    "但是，人们重视分的一头，忽视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工程技术等有机结合的综合优势和整体力量，忽视社会实践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于景元说。

    除了定位认识不清，软科学"不硬"而不被重视，关键在于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尚未纳入程序和法制轨道。某专家尖锐指出，目前，有些拍板往往是领导拍脑袋拍出来的，软科学在很多地方变成了证明科学，证明领导拍得如何正确。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成思危说，现在规定建设项目要搞可行性研究，但目的是为了得到批准，结果把可行性研究变成了"可批性"研究。

    因此，必须改变某些领导"欺软怕硬"的思维惯性，做到"软硬兼施"，以"软"促"硬"，双管齐下，方能避免决策失误。

方法：从一孔之见到多维聚焦 （小标题）

    于景元告诉记者，科技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申请大项目，各单位联合申请，叫"聚零为整"；做课题的时候，各子课题，只顾自己，不相往来，叫"化整为零"；最后课题要交差，于是把每个子课题汇总在一起，这又叫"零存整取"。

    "虽然这个说法有些偏颇，但却深刻反映了当前研究工作中沿用的还原论方法。"于景元作为专家组成员，参加了中长期科技规划制定。他回忆说，研究一开始就遇到一个难题：规划分了20个专题，每个专题组都有一批领域专家，如果专家都专注于各自学科，规划就可能成为一个"拼盘"。

    "简单地将每个子课题的研究结论拼凑在一起，是拼不出新思路、新结果，也回答不了整体问题。每个专家都有'一孔之见'，却无法聚焦，最好的结果也是1+1=2，却出不来1+1〉2的整体高水平。"因此，在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制定之初，就特别强调总体战略研究，所以取得了整体上的成功。

    "软科学研究成果不仅要有信息含量、知识含量，更需要智慧含量。"在于景元看来，软科学研究质量被很多人认为上不了档次，关键在于方法没有跟上。自然科学采用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又常停留在思辨和从定性到定性的描述上。软科学出路何在？于景元认为，不同于一般的分析综合，软科学具有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层次的研究特点，要把自然、社会、人文和工程科学结合起来，采用综合集成方法可能更适合软科学研究特点。

机制：从条块分割到互联互通 （小标题）

    软科学分析研究建立在准确的数据基础之上。可是，与科技迅猛发展不相称的是，软科学决策研究者常因信息短缺，面临"无米之炊"的尴尬。

    谈到我国数据建设，孔德涌毫不留情。他说，一方面，某些地方干部为了出政绩，搞数据造假；另一方面，一些真实的数据资料被部门或地方分割占有，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处处长罗晖对此深有体会。她说，目前我国的决策信息系统亟待加强数据库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科技、经济社会的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制度，建立各种数据的信息和数据的服务系统，尽可能公开、共享各种信息和数据，满足研究需要。她认为，国家以及地方和部门软科学研究机构，应建立软科学研究资源和成果共享机制，实行互联互通。

    据透露，目前，科技部正着手建立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协调机制，相互定期提供年度软科学研究项目申报清单。凡一家收到的申报项目，另两家不再受理；凡承担一家在研项目尚未结题的专家，另两家也不受理新项目的申请，这就避免一个项目多头申请，一项成果研究多头交账的现象，且保证了在研课题的研究时间和质量。在完善选题和成果共享机制的同时，还实现管理信息系统互连互通，并建立由科技部、中科院、工程院、科协、自然基金委、社科院等部门组成的软科学工作组织协调网络，促进跨部门的国家重大软科学研究。

投入：从杯水车薪到有效供给 （小标题）

    2000年回国的薛澜参与了在清华大学建立全国第一个公共管理学院。他深切感受到，近几年政策研究的需求空前高涨，政策科学、公共管理等新兴学科发展迅速。据他了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宏观管理与政策类申请项目，每年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长。

    需求在上涨，但投入不足依旧是老生常谈。据了解，软科学研究目前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各级财政拨款，主要支持政府自己的研究机构；二是软科学研究基金，科技部每年出1000万，采取网上公开申请的办法；三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有一块，每年有3000万。此外，还有少量的国家专项。

    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研究员何馥香告诉记者，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的资助主要用于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与部门、行业和地方共同组织共同投入重大软科学研究和面上资助等三部分。

    虽然软科学研究投入有很大增长，但对于强大的需求来看，支持经费仍是杯水车薪。

    据了解，发达国家对软科学的投入通常为其研究及开发经费的5%-10%，如美国兰德咨询公司每年投入达上亿美元之巨，而我国目前还不到研究及开发总经费1%。投入不足使得软科学研究缺乏持续积累，基础设施薄弱，人才培养不足，很难支持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软科学研究项目。

    "解决这个问题，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供给体系。"在薛澜看来，目前，公共政策研究主要用户是政府，但是政府机构政策研究资金并没有正式的支出渠道，多是政府相关部门从单位其他支出挤出一点钱。我国应借鉴西方许多国家经验，把政策研究的实际需求反映到财政预算上，在政府内部通过设立政策分析家的职位等方式加强政府内部政策综合分析能力。同时，通过设立正常预算项目，建立经费渠道，使得政府也能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重大政策的研究和咨询，把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落在实处。

方向：从主体单一到多元发展 （小标题）

    十几年来，我国软科学研究项目过分地依赖政府主管部门的软科学研究。近些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咨询服务业正在成为一个成长性极好的新兴行业，为软科学研究走向市场和快速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和机会。

    "软科学是为决策主体服务的"，于景元认为，"中国目前软科学的服务对象多为政府，但是企业也是决策主体之一。决策主体的多元化，也决定了研究主体和投入渠道的多元化。"

    根据国外经验，软科学走向市场的必由之路就是咨询产业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咨询业成为相当规模的大产业，年营业额达数千亿美元，约有90％的企业求助于咨询机构进行各类咨询。

    "另一个发展趋势是，软科学研究主体趋于多样化。"罗晖告诉记者，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法人和社团法人加入到软科学研究队伍，事业法人性质的仅占研究机构总数的1/3，越来越多的企业法人和社团法人加入到软科学研究队伍。

    专家建议，应该高度重视咨询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在扶持政策、支撑条件、技术手段和信息数据共享等诸多方面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同时，要鼓励政府部门所属研究机构以及高校的软科学研究，面向各类市场主体需求，推动软科学研究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建立完善基本规范，加强诚信机制。

    在推动软科学研究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的同时，薛澜建议要创造条件打造"中国的思想库"。薛澜在美国读书工作时，他所在的华盛顿大学正好位于美国思想库（又称"智库"ThinkTank）高度聚集的地方。在美国国务院、白宫等政府机构周围聚集着一批知名的政策研究机构。

    "它们以一种独立的非盈利机构形式存在。机构有一批研究政策知名学者和有政治经验和经历的学者型官员，有明确稳定的研究方向，有多年的专业积累，形成非常好的品牌。"薛澜说，一方面，它们有相对宽松的政策建议的舆论空间，影响政策，另一方面，这些机构也成为政府发布政策的渠道。

    薛澜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思想库作为独立的软科学研究机构，业务领域涉及经济、科技、社会、法律甚至军事、政治等诸多方面。中国有很多研究机构是事业单位，受各级政府或部门利益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还很少。他建议，应建立宽松的思想市场，形成良性的政策讨论环境，让智囊机构发出独立的声音。

（全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