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的选择

--如何做一名称职的记者

王志

    从1989年研究生毕业开始干电视记者的工作，掐指一算，我从事新闻工作有17年，今天我有幸成为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巡讲团的成员，与这么多的老师、同学们（领导、同志们）近距离的"面对面"交流。

    我特别想说说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一方面我感到有些"惶恐"，为什么说惶恐呢?我仅仅是一名普通的电视新闻记者，我从事的工作和我的同行们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职责都是如实地报道新闻，忠实地记录历史，真实地反映时代的变迁。在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中，我觉得我只是做了一名职业的电视新闻记者应该做的事情，而且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截止2005年我国持有新闻记者证的人员有17万余人，新闻从业人员达到了70多万，这是一支充满了生机的队伍，我今天面对的老师、同学们（领导、同志们）正作为这支队伍的后备军，即将充实到队伍中来（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要代表这支队伍中成千上万的成员进行发言，这是我感到惶恐的原因。

    另一方面我也感到了自信，这份自信同样来自于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队伍，这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有着一连串闪闪发光的名字：有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爱国新闻工作者邹韬奋，他永远站在大众立场上，完全彻底地为大众服务的精神，成为新闻界后辈永远学习的楷模；还有被称为当代新闻工作者楷模的穆青，他以"勿忘人民"作为自己从事新闻工作的座右铭，也用"勿忘人民"激励着青年新闻工作者，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人民的记者永远常青；今天，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还在不断涌现，这其中有我的同事，也有我的同行，我和他们一起站在新闻工作者的队伍中，我和他们一起在路上，我为自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正是这支不断前进的队伍给了我自信。

    一

    1989年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挺多，从政、经商、文化出版等等，电视记者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热门的职业，但是我选择了搞电视新闻，这一方面是因为新闻工作能让人产生一种使命感，这就像现代新闻事业之父普利策奖的创始人约瑟夫o普利策所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眺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新闻记者担负着时代瞭望者的使命；另一方面搞电视新闻也跟我个人的性格爱好有关，读书的时候，我一直担任校学生会的干部，组织活动能力比较强，我喜欢思考，在学校里辩论赛和演讲都是我的强项，而从事新闻工作能够给人提供一个观察思考社会问题的窗口。进入电视新闻这个行当后，我先后在郴州地区电视台、深圳有线电视台和湖南电视台工作过。

    199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做出镜记者和主持人，但那个时候只是试用，具体的问题都不解决。来中央电视台之前，我是湖南电视台新闻中心的记者，工作认真积极，新闻报道也获得过省里的奖项，单位还给我分了房子，生活相对稳定。九十年代初，户口、档案关系还有房子对于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来说，就是幸运和幸福的标志。但是决定来北京的话，这些东西全部都要放弃，只身开始"北漂"。

    当时我们这些在《东方时空》工作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在距离中央电视台不远的六里桥租了间地下室，作为临时的住处。我选择离开湖南来北京决不是因为可以在电视上露面，我在相貌上并不占优势，也没有想到过在电视上露面，我觉得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做一个"幕后"工作者也挺好。但是既然做电视，就要做到最好，而中央电视台是当时最好的一个平台。尽管当时的收入水平不高，出镜时穿的西服只有两套，但满怀着新闻的理想，我对工作充满了热情，站在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上，我在《东方之子》先后访问了两百多位知名人士。

    １９９６年，我选择离开《东方之子》，加盟新成立的《新闻调查》，这个决定让《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感到不理解，因为我是第一个主动要求离开《东方之子》的人，当时《东方之子》已经是闻名全国的品牌节目，而《新闻调查》还名不见经传。从工作的强度来看，《东方之子》也比《新闻调查》要轻松得多，在《东方之子》有时一天能够做三期节目的采访，但是在《新闻调查》一个节目就要出去采访二十多天，长途跋涉、风餐露宿甚至还可能面临生命危险。但是做记者就要出现在新闻现场，做记者就应该告诉观众"新闻背后的新闻"，做记者就要通过自己的观察和采访最大限度地调查事实的真相，而做一名职业电视新闻记者的理想促使我选择了《新闻调查》，我在《新闻调查》一待就是七年，这七年里《新闻调查》的制片人、主持人换了好几茬，对于我来说也有新的机会出现，但是我觉得自己适合做《新闻调查》的记者，而且我的采访也被逐渐观众所认可。这七年的时间里，我不仅仅成为了一名职业的新闻记者，形成了质疑的采访风格，更大的收获还在于历练了自己的心态，让自己能够耐得住寂寞，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地磨砺自我，积累经验。

    二

    ２００３年，我进入《面对面》栏目担任出镜记者、主持人和制片人，也就是这一年因为"非典"，我一下子成为了大家认识的"熟面孔"，但是说实话，我去采访"非典"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因此而出名，我也不是冲着"出名"去采访"非典"的，因为"非典"病毒的强传染性，我和同事是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这一系列特殊的采访。

    采访广州市呼研所所长钟南山，我和同事进入了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的重症监护室，这是收治全广东省最重"非典"患者的地方，也是极易被感染的地方，一般医护人员轻易都不让进。但为了让观众看到医护人员到底是怎样工作的，我第一次见到钟南山时，就提出要到ＩＣＵ病房去拍摄。在我们换隔离服的时候，录音师接到台里同事打来的电话，听说我们要进隔离病房，说要先请示部里，让我们等等。但没等回话我们就进去了，从遵守纪律这点来讲，我们箅不上是好兵。但是这是为了工作。如果换位想一想，领导能怎么决定呢?让进去，担心我们的安全，不让进，就不会有后来的"非典"报道了。

    实事求是地说，进去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医务人员天天在那里工作，看上去个个镇定自若。穿隔离服的时候，我问护士，这隔离服真能管用吗?她回答说管用。不过也有人说，他们有个医生穿了四层防护服，还是被感染了。当时我想，即便被感染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呼研所的主任已经说了，真感染了就住他们那里，保证提供最好的服务。

    进入ＩＣＵ病房后，有六个重症患者正在隔离区抢救，医生和死神正在进行着扣人心弦的赛跑。钟南山院士让我们只能在急救室的玻璃窗外，不准进入最核心最危险的抢救室和消毒室。但过了一会我们推开门走了进去，我们清晰地听到了"非典"病人的呼吸，也近在咫尺地记录了医护人员舍生忘死抢救危重患者的场景。我们并不是第一个进入ＩＣＵ病房的记者，但我们最先将ＩＣＵ病房里发生的一切展现在了电视观众面前。

    从广州回北京后，部领导要我们休息几天，我当时就提出，如果再有这样的题目还要让我们去，就像医生说的，我们现在是上战场，一批倒下来一批顶上去。这样的话，不要把所有的人都卷进来，要是果真是有什么事，我们还有后备队。《面对面》共制作了十四期"非典"节目，其中4月20号前后的十天制作播出了七期节目。在广州采访的五天，我们先后采制了三期《焦点访谈》、一期《时空连线》、三期《面对面》，走访了三家医院。而这些节目中，有的从采访到播出，只用了二十多个小时，《面对面》从周播节目几乎成了日播节目，这对于一个刚成立不到３个月的新栏目来说几乎是破天荒的事。

    采访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的那期节目，时间非常紧张，从接到同意采访的通知到播出只有二十多个小时，而采访北京市人民医院院长吕厚山的那期节目，也是在医院解禁当天采访、当天播出的。然而在这样的速度和密度后面，又有多少人在支撑，我和《面对面》的同事们一起冲在了"非典"报道的最前线，我们并不是为了做英雄，但在关键时候，我们都不愿做狗熊，也不愿意做逃兵。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非典"时期真正的英雄是冲锋陷阵在第一线的钟南山、张积慧们，真正的英雄是值得信赖的党和政府，真正的英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名职业的新闻记者所应该做的。正像穆青所说得那样："我们就是需要那种同群众有血肉联系、对群众有深厚感情的记者，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自己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上、放在党之上的记者。"

    三

    有人曾经提出过新闻记者或者主持人的三重境界："入眼"、"入脑"和"入心"，对于观众来说，"入眼"是指外型亮丽，眼睛看到的时候能够记住，不看到的时候却很容易忘记的记者或者主持人；"入脑"是指外型不一定漂亮，但是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观众不大容易忘记的记者或主持人；"入心"是最高境界，观众发自内心的喜欢这名记者或者主持人，"入眼"、"入脑"和"入心"，观众给新闻工作者排出了次序，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入心"是我们工作所追求的目标，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用眼"、"用脑"，更需要"用心"。

    新闻工作者首先是一名冷静的观察者，新闻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免不了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但是当电视摄像机镜头对准采访对象的时候，他们所表达的东西也许跟平常有所不同。新闻界的老前辈艾丰在《新闻采访方法论》就提到："电视的形象性常常给人比文字报道更真实的感觉，但是也不要忽略，'招摇过市'的摄像机常常没有'不露声色'的文字记者更能看到事物的原本面目，因为电视摄像机前的人们当意识到镜头正对准他们时，有可能夸大或隐瞒些什么"。相对于文字记者而言，电视新闻记者更需要冷静的观察，不能用电视摄像机代替了自己的眼睛，相反，记者要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进一步地揭示新闻事实。

    新闻记者"用眼"是实现新闻报道客观与公正的第一步，但除了"用眼"，新闻记者还要"用脑"，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你能在４０多分钟的时间里提出８０多个问题，我说因为我的大脑在高速的运转，我和采访对象的思维正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为观众提供最大的信息量。有的新闻记者在采访中提出的问题水平不高，关键在于没有思维的支撑，提问不是张嘴就来，也不是说出一个带有疑问语气的句子。对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语言学家索绪尔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语言就像一张纸。声音是纸的这一面，观念思想是纸的另一面。我们不能只拿起纸的这一面，而不要另一面。"勤于思考、善于提问正是一名职业新闻记者的素质。

    新闻记者的采访需要用眼睛观察，也需要用思维架构，更需要用心去体会。我认为衡量一名新闻记者是否"用心"的尺度在于：他是否具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是否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统领新闻宣传工作，是否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宣传工作、并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否能够在新闻实践中贯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是否能本职工作中弘扬职业精神和恪守职业道德。这些尺度并不抽象，它们就存在于新闻工作者日常的工作中，体现在我们工作的细枝末节里。

    我想用穆青同志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发言，他说："我深深感到，要当好一个称职的记者，我的目光和笔触时刻也不能离开人民，特别是生活、战斗在第一线的人们。"让我们用眼、用脑、用心来继承新闻前辈们的遗志，并肩站在新闻工作者的队伍中，和我们的祖国一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