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波传千里 责任在我心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向菲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仁们：

    大家好!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夜间直播谈话节目《神州夜航》的主持人向菲。

    提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故著名播音员夏青，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恐怕并不会陌生，因为他的声音曾经整整感染了一代人，当时人们亲切地称它为祖国的声音、人民的声音。夏青的播音之所以让人感动，被称为一代播音大师，这与他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是分不开的。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持了自身形象和内在素质的和谐统一，也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记得我们的新闻前辈范敬宜老先生曾经在多种场合下反复强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新闻记者的生命,它来自于记者的人格修养和对新闻事业的由衷热爱。我想，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只有具有真挚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职业,才能够无愧于新闻记者这一平凡而神圣的称呼。

    从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到今天，66年过去了，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主持人，我深感广播新闻事业的崇高，我也知道这个职业的性质就决定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方面都要坚定地肩负起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想，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张扬主旋律中表达人民的利益，在以人为本中实现社会的价值。新闻工作实际上是不断发现和表现利益价值的活动，这个利益价值表现得越正确，媒介的影响力就会越大。媒介的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来自人民对媒体自发的认同，它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坚持调查研究。这也需要我们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始终坚持新闻报道的生活化、大众化和人性化，真正地去体现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党性、民心和良知。

    从2005年2月4日到2006年2月27日，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先后有4名身负命案的逃犯通过我们的节目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一时间，人们都觉得这些事情太"神奇"。所以，不断地有人追问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一二再，再二三的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是如何让这些逃犯相信你的？"，"难道你不害怕吗？"等等。其实，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有着无数个偶然性。但是事情过后，静下心来，回想自己劝服逃犯的经历，我又发现，其实偶然当中也包含着必然。我是一名主持人，在工作的第一线，我零距离地接触听众；我也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因为职业和身份的特殊，我深知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正因为有了这份责任，我们才不会忽视听众的需求，才会做到真诚、耐心、平等地面对听众；也正是有了这份责任，经由我们发出的"声音"才更有力量，而这种力量则是足以支撑我们坦然地面对一切的源泉。

    第一个犯罪嫌疑人--潜逃了12年的辜海军是个广播迷。夜深人静，当它最孤独、最痛苦的时候，他听着广播里主持人讲述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分析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每一个人生十字路口该如何正确选择，以此来不断地告诉听众"走好人生路，关键就几步，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路"。节目的形式，让他联想到自己目前的困境：徘徊在自杀与自首的人生十字路口，无从选择。

    于是，他给节目发来了求助短信。每期直播节目，我要收到上千条短信，辜海军的这条求助短信如果只是一看而过，也不会有人追究我的责任。但是，我热爱广播，重视所有与广播有关东西，更应该急听众所急，给听众所需，职业的责任不允许我忽视这条短信。不管这条短信是真是假，他都是需要帮助的人。如果他是玩笑或戏弄，我也要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让导播给对方留下了我的私人手机号，节目结束后他随时可以跟我联系。同时我把相关情况向台领导做了及时汇报。

    这之后，我和辜海军有了13天的电话交流。

    在整个通话过程中，我就是本着一个原则--平视对方，换位思考，还有真诚的态度。这样才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基础。我没有用什么特殊的方式，也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只是跟他聊天，拉家常，但绝对不是漫无目的的。

    每次通话都是按我的思路在走。首先要打消他自杀的念头。我要告诉他，他还有可以留恋的东西，他还有可以值得去争取的东西，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去努力。我跟他谈老婆，谈孩子，不是我讲，是让他说。让他自己回顾与老婆孩子曾经美好的生活。跟他谈父母，让他告诉我他现在最担心父母什么，在他叙述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一个整理的过程，洗涤的过程。而我要做的是帮助他梳理，让他知道先想什么，后想什么。另外，让他自信，给予必要鼓励。

    其实，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对辜海军正面说出"自首"这个词。我觉得我更需要做的是，让他鼓起对生活的勇气和希望，我要让他自己发自内心地做出自首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要让他勇敢地面对自首后所要面临的法律的审判。这比让他一时冲动，只是简单完成投案自首这样一个行为要重要的多，也负责任的多。

    辜海军最终以故意伤害致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今为止，我还与辜海军保持着通信联系，因为没读过多少书，他写信比较困难，大概一个月写一封。曾经有人问我："你帮助他做出了选择，工作可以就此划上句号，为什么还要继续与他保持通信联系，将责任线拉得如此之长呢？" 是的，"自首"对辜海军而言，是他结束逃亡生活的终点，但同时又是他人生的另一个起点。而对我言， "责任"二字没有终点，做好一项工作的"责任"更是没有终点，所以这条"责任线"我会一直延续下去。

    辜海军自首后，他有一个心愿，他希望他的声音能从他喜爱的节目中传出来。而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职业的责任也要求我应该通过这样一个"个例"让收音机旁普通的听众们从中去思考，去领悟。为了赶在辜海军被押解回四川之前把节目的录音带送给他，记得当时我熬了三天三夜：800多分钟的采访录音，整理出了近4万字的音响素材。2月17日辜海军自首，2月21日的晚上，我制作播出了90分钟的特别节目--《抉择》。

    这一期节目的播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引出了听众--陈德祥和第二个杀人在逃的袁炳涛。

    陈德祥因妻子离家出走，他计划了十年打算在正月十五那天，先烧死妻子娘家人，然后自己服毒自杀。碰巧，他在正月十四晚听到了我的那期特别节目《抉择》，他警醒了，法律是不容触犯的。他给我写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的节目叫《抉择》，我给你这封信的题目叫--放弃。他放弃了复仇计划。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像陈德祥这样打算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但是，陈德祥的这封信，让我感到欣慰：一期节目改变了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让我再次深切地感受到，我的职业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通过我们的节目自首的第二个逃犯袁炳涛与第一个逃犯辜海军的经历相似，在自首前他杀人潜逃了四年。

    听到了我播出的那期特别节目后，袁炳涛决定自首的。但是，虽然他意识到自首是自己唯一的选择，可是对法律的不信任与对未来希望的渺茫，让他在跟我通话时留有余地--他不告诉我他藏匿的地点，就连真实的姓名也是在自首前两天我才知道。

    袁炳涛的案情很重，他也是再次作案系数最高的，或者说是最不稳定的。我很明白地告诉他，投案自首并不能保证他不死，但是如果投案自首就有希望的，如果继续逃亡，那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跟他交流的重点不在于自首，而在于让他直面他所犯的罪行，让他勇于承担责任。同样，我需要耐心地倾听他的痛苦，真切地告诉他，在他逃亡的背后，有多少人也在为此而痛苦。我跟他聊女儿，聊如何种果树，聊他最喜欢的历史。

    经过7天不分白天，不分黑夜的电话交流，2005年4月1日袁炳涛投案自首。他通过一名新闻工作者对他的态度，明白了--社会是温暖的，相信政府，相信法律。

    袁炳涛最终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在陕西宝鸡监狱服刑。他在最近给我的信里说："在选择劳动改造的工种时，我选择了缝纫。因为，缝纫工是要静下心来工作的，我所犯的错误就在于冲动和不理智，我需要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走过的路，好好打算一下将来的路。"之所以能够坦然面对一切结果，那是因为，早在决定自首时他就已经经过了思想上的洗涤和改造。

    第一个、第二个逃犯都是我的听众，如果说帮助他们是我应尽的职责、分内的工作，那么第三个逃犯余昭明却与广播毫无关系，他不是我的听众，仅仅是看到了一期电视访谈节目，查到了我的手机号码，然后给我发来了这样一条短信："生死路，帮帮我。"单凭这六个字，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是否能够帮助他。如果我将这六个字从手机上删除，置之不理，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也不会追究我的责任。但是，良知不允许我这样做，责任也不允许我这样做，我告诉自己：无论怎样，我不能辜负别人对我的信任。我深深地意识到，在这些人眼里，他们要探寻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主持人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可能会通过一个主持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态度从而来评价媒体，评价政府，评价社会，这就是我们职业的特殊性。我怎么能够推卸这样的一份责任呢！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不能让这份"信任"从我手中滑落。

    我和余昭明整整"斗争"了13天。他用各种各样的招数来"考验"我。

    他考验我的诚心。他会在电话里故意告诉我他现在某个城市某个大桥的第几个桥墩子下面，后来发现，并没有出现他想象的景象。从跟我通电话开始，他频繁来往于几个城市之间，后来他发现并没有警察后脚跟着去找他。他明白，我是真诚的。

    他考验我的耐心。他打电话是从不分时候的，凌晨2点，3点，4点，5点都打过，如果我睡着了没接着，那他就三、五分钟打一个。他打电话还不论时间长短，我记得最长一次通话是将近四个小时，打光了两部手机的三块电池。

    至今，我还记得那个中午。（简要讲述通电话的过程：那天我在家里准备第二天晚上的节目稿，中午11点左右，老余打来了电话，他反悔了。他打这个电话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他说我"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他亲自考验还不算，他还搞"市场调查"。他给电视台的编导打电话，问我要第二个案犯袁炳涛家属的电话，一个目的，想听听这些人对我的评价。

    最终，我的不放弃换来了余昭明的放弃，他放弃了继续逃亡。

    余昭明最终以过失伤害致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2年执行。现在，老余已经"回家"了。如今的老余还是那么爱打电话，但是打电话的内容不一样了，不是问候我的身体，就是代问我们电台的领导好。他说，原来他眼中的社会是冷酷的，人与人之间是不可信任的，而现在，虽然他的生活依然贫困，但是他的内心没有了仇恨，一心想着如何报恩社会。

    自从我与三个逃犯的故事被各媒体"广而告之"后，办公桌上的电话已然成了求助热线，从早上开始上班，到凌晨1点下直播，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会响起。在这些电话中，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不是我的听众，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知道我的名字，查到我的电话号码，无一例外，找我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寻求帮助：上至房产纠纷，下至"割双眼皮"该去哪家医院，都希望我能替他们出出主意，更有甚者居然要把孩子过继给我，为的是能让孩子在北京上一个好大学……尽管事无巨细，但是我知道，电话还得接，该办的事还得办，因为我要对得起电话那头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睛。

    第四个犯罪嫌疑人吴建良就是这众多打来热线求助电话者当中的一个。28岁的吴建良在一次醉酒后与人发生口角，扭打中他将对方刺伤后逃跑，被害人抢救无效身亡。在案发7天后，他找到了我。我跟他通过电话交谈了7天，最终他决定投案自首。在他去自首的途中，我一直用短信陪他聊天。

    还记得今年2月26日晚上11点多，他问我："向菲姐，你现在干什么？"我说："在看书，心里祝愿阿良的心愿能够完成。"他说："我该如何报答你？"我说："好好过好今后的每一天，将来如果有一天你出来了，你的结婚典礼，向菲姐去给你当主持人。"他接着说："会有那么一天吗？"我说："有希望的日子才有意义，只要有希望我们就要努力去争取"。7天的时间，我给他发了200多条短信。

    事后，有朋友劝我，他们说，你何必呢，这些已经不是你应该做的了，你只要做好你的节目就足够了。我却不这么认为。回头去想，这4名在逃的杀人犯罪嫌疑人，其实他们在社会上都是不稳定的因素，可能再次犯罪，危害社会，危害他人。如果没有投案自首，他们就是和谐社会的隐患。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角色出发，我们的每一句话，播出的每期节目，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是温暖社会的积极因素，都应该为社会的和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从一个普通公民的社会角色出发，知道了这样的事情，劝导他们投案自首也是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其实，"杀人逃犯"只是收听我们节目特殊群体当中的个例，我更多的工作还是服务于普通的听众朋友--用电波搭建倾听和倾诉的平台，用"声音"和"思想"春风化雨般地化解矛盾，指点迷津，释放压力，辩明是非。

    2005年6月，我在节目后看到了一条普通的短信，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她说："我在堕落，我该如何自拔"。（简要叙述过程：湖南农村姑娘木亚是一名听众，在广东打工，因为受不了生产流水线上的苦，最后去了一个不正规经营的娱乐场所，为了钱出卖肉体。她痛恨自己，想悔过自新，但又无力摆脱。她求助于我。工作之余与她电话交流了一个月。制作播出了节目《让青春重新起航》。又安排广东的其它听友帮助她，辅导她学习。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信息联系。）

    一名新闻工作者，要贴近我们的受众，要具备随时随刻为他们服务的社会责任意识。我是一名夜间谈话节目主持人，我深知，一期节目，一段电话交流与谈心，也许会挽救一段濒临破裂的婚姻；也许会帮助一个人走出泥沼，改写人生；也许还会让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

    同样是发生在2005年下半年的一件事。（简要叙述过程：初中生方圆离家出走，只有一个电脑QQ号，无奈的母亲求救于我。我在网上每天给那个QQ号留言。最后，直播了一期节目《心与心的距离》。方圆听到了节目，第二天，女儿回到了家中。）

    最后方圆回到了家中。通过这期节目我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听众的问题，而是通过这期节目的播出，告诉听众，在家庭中父母与孩子的沟通是多么的重要，和谐的社会要从和谐的家庭开始。

    正是通过这样一期一期来源于听众，服务于听众的节目，我们用自己的声音努力塑造着一名电台主持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形象，也塑造着人民电台为人民的形象。

    用声音塑造形象，意味着我们不只对自己负责，更要对电台负责。因为我们赖以存在的节目及其形象是电台精心设计策划出来的，我们的形象属于电台这个群体。这个形象决不是个人魅力、个人行为的结果，而是群体利益之所系，群体意志之所系。只有在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上，我们才能对自己的工作态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用声音塑造形象，意味着我们不只对自己负责，更要对听众负责。因为主持人形象存在于公众面前，驻留在听众心中。主持人形象中包含着听众的想象、理解和期望，主持人形象属于大众。一个公众形象不是个体自我，它是公众的焦点和中心，甚至是楷模和典范，其中寄寓着人们对于卓越完美的向往。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形象所肩负的社会职能。维护好这一形象，才能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只有在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上，我们才能对自己的言行提出更高的要求。

    新闻工作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我们并不是完全在展示自我和诠释自我，而是将"小我"和"大我"进行连通和调适，它是一个不断改变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

    原来我一直是采访别人的，但是因为"逃犯自首"事件，我一时成为咱们媒体同行关注的焦点。当我从采访者站到被采访者的位置时，我深深体会到，具备社会责任感应该是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最基本的要求，要求我们对社会负责，对自己的职业负责。在同行中，一些记者在没有采访当事人的情况下也能写出一篇所谓的专访；对事件经过，有些记者没有进行核实和咨询，单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去写；为了满足猎奇需求，用一些刺激、低俗的题目吸引受众的眼球，等等。缺失了社会良知，缺失了社会责任，是不可能成为一名好记者的。

    或许有人会问，这份责任感会不会有"透支"的一天？不会的。我记得一个内蒙古的小男孩给我寄来了一个手镯，是他特意到附近庙里从僧人手上拿下来的，为此他给庙里挑了一天的水；还有河北一位种枣的农民，每年秋天总是会给我寄上两箱他自家地里的大红枣，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姓名；还有一些听众结婚了，考上大学了，找到工作了，他们没有忘记把幸福和喜悦与我这个从未谋面的主持人分享……不管您是从事广播、电视还是报纸的老师和同行们，我想，这样的事情对您来讲应该都不会陌生，我们，我们的媒体就是这样被听众、观众、读者热爱着、信任着、需要着，这是我们肩负责任继续行走的力量源泉。

    我曾经采访过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92岁高龄的老建筑设计师张开济老人，他说，如果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结合在一起，那么他是一生幸福的人。我做了十年广播人，我幸福了十年，因为我热爱我的职业，因为我的职业让我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