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向菲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夜间直播谈话节目《神州夜航》的节目主持人向菲。首先非常感谢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给予我这样高的荣誉，而我只是做了一名新闻工作者，一名广播主持人应该做的工作。更要感谢各位领导、业内的老师们、同行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里表达我对新闻工作的热爱，对广播的热爱。

    在短短七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有三名身负命案的逃犯在我的陪同下自首，此事被各家媒体报道得沸沸扬扬，一时间，我似乎成了一名"传奇"女子。几个月来，被提问频率最高的就是两个问题，"你是如何让这三个逃犯相信你的？"，"难道你不害怕吗？"。我想，人们之所以会在这两个问题上疑惑重重，原因在于，许多人眼中辜海军、袁炳涛和余昭明的第一身份是"杀人逃犯"，带着这样的"标签"，他们就是凶恶的、危险的、良心泯灭的、不可靠近的。而在我眼中，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喜爱我的节目的忠实听众，其次，他们才是在逃犯。所以，我才能让他们信任我，所以，我才不害怕。

    第一个犯罪嫌疑人潜逃了12年的辜海军是个广播迷。夜深人静，当它最孤独、最痛苦的时候，他听着广播里主持人讲述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分析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每一个人生十字路口该如何正确选择，以此来不断地告诉听众"走好人生路，关键就几步，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路"。节目的形式，让他联想到自己目前的困境：徘徊在自杀与自首的人生十字路口，无从选择。

    于是，他给节目发来了求助短信。这条短信在平台的首位，很显眼。因为热爱广播，我重视所有与广播有关的东西，更应该急听众所急，给听众所需。不管这条短信是真是假，我想他都是需要帮助的人。如果他是玩笑或戏弄，我也要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让导播给对方留下了我的私人手机号，节目结束后他随时可以跟我联系。同时我把相关情况向部门领导做了及时汇报。

    这之后，我和辜海军通了十三天的电话。

    在整个通话过程中，我就是本着一个原则--平视对方，换位思考，还有真诚的态度。这样才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基础。我没有用什么特殊的方式，也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只是跟他聊天，拉家常，但绝对不是漫无目的的。

    每次通话都是按我的思路在走。首先要打消他自杀的念头。我要告诉他，他还有可以留恋的东西，他还有可以值得去争取的东西，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去努力。我跟他谈老婆，谈孩子，不是我讲，是让他说。让他自己回顾与老婆孩子曾经美好的生活。跟他谈父母，让他告诉我他现在最担心父母什么，在他叙述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一个整理的过程，洗涤的过程。而我要做的是帮助他梳理，让他知道先想什么，后想什么。另外，让他自信，给予必要鼓励。（抓小偷的故事）。

    其实，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对辜海军正面说出"自首"这个词。我觉得我更需要做的是，让他鼓起对生活的勇气和希望，我要让他自己发自内心地做出自首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要让他勇敢地面对自首后所要面临的法律的审判。这比让他一时冲动，只是简单完成投案自首这样一个行为要重要的多，也负责任的多。

    所以，至今为止，我还与辜海军保持着通信联系，他写信比较困难，大概一个月一封，我想，我把这条责任线拉得更长一些，继续影响他走好在高墙内的人生路。

    辜海军自首后，他有一个心愿，他希望他的声音能从他喜爱的节目中传出来。而我也想通过这样一期节目让听众去思考，从辜海军的经历中我们应该领悟些什么。我把辜海军的经历制作成一期特别节目在"中国之声·神州夜航"中播出，题目就叫《抉择》。这一期节目就引出了陈德祥和袁炳涛。

    陈德祥因妻子离家出走，他计划了十年打算在正月十五那天，先烧死妻子娘家人，然后自己服毒自杀。碰巧，他在正月十四晚听到了那期特别节目《抉择》，他警醒了，法律是不容触犯的。他放弃了他的复仇计划。

    而袁炳涛是与辜海军经历相似，杀人潜逃四年。他在听到了我播出的那期特别节目后，决定做出同样的选择-投案自首。袁炳涛虽然意识到自首是自己唯一的选择，但是对法律的不信任与对未来希望的渺茫，让他在跟我通话时是留有余地的，他不告诉我他藏匿的地点，真实的姓名也是在他自首前两天我才知道的。袁炳涛的案情很重，他也是再次做案系数最高的，或者说是最不稳定的。因为我很明白地告诉他，投案自首并不能保证他不死，但是如果投案自首就是有希望的，如果继续逃亡，那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跟他交流的重点不在于自首，而在于让他直面他所犯的罪行，让他勇于承担责任。同样，我需要耐心的倾听他的痛苦，真切地告诉他，在他逃亡的背后，有多少人也在为此而痛苦。我跟他聊女儿，聊如何种果树，聊他最喜欢的历史。

    经过七天不分白天，不分黑夜的电话交流，4月1日袁炳涛来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楼下。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没带警察来呀？"，我说："你让我陪你自首的，我为什么要带警察来呢？"他说：你就不怕"荆轲刺秦王"啊。我们主动付出信任和真诚，是可以感动他的，这样做只能让他走得更坚定。让他通过一名新闻工作者对他的态度，明白--这个社会是温暖的，我们没有抛弃他们这样的人。

    第三个犯罪嫌疑人余昭明情况与辜海军、袁炳涛完全不同，他不是我的听众，他是看了一期电视节目知道的我。也因为不是听众，没听过我的节目，他对我毫无信任可谈，但是他又需要一个可以听他说话，帮他拿主意的人。所以余昭明在我身上用了各种各样的招数来"考验"我，整整"考验"了十三天。最后，我通过了他的"考验"，他9月18日中秋节到北京投案自首。

    他先考验我的责任心。发了一条比较醒目的短信到我的手机上："我要求你帮帮我生死路"。而我是本着不管我是否能帮得上你，我都应该礼貌负责，我给他回了短信，我们取得了联系。

    接着他才用各种方式考验我对他的诚心。他会在电话里故意告诉我他现在在某个城市某个大桥的第几个桥墩子下面，后来发现，并没有出现他想象的景象。从跟我通电话开始，他频繁来往于几个城市之间，后来他发现并没有警察后脚跟着去找他。他明白，我是真诚对他的。

    他又考验我的耐心。他打电话是从不分时候的，凌晨2点，3点，4点，如果你没接着，那他就三、五分钟打一个。他打电话从不论时间长短，最长一次通话达到了近四个小时。

    他亲自考验还不算，他还搞"市场调查"。他给电视台的编导打电话，给第二个案犯家属打电话，一个目的，想听听这些人是如何评价我的。

    而他惹我生气、发脾气都是故意的，这是我没想到的，直到他投案自首后，我看到了一期他接受电视记者的采访，我才知道他那也是考验，想考验一下我是不是真为他好，按他的理论，一个人如果在生气状态下还在想着为对方考虑，那他就是真为他好。同时，他还想考验我是不是会放弃他。（讲生气发脾气的故事）

    最终我的不放弃换来了余昭明的放弃，他放弃的是继续逃亡,他的三个孩子知道了爸爸有朝一日是可以回家的。

    回头去想，这三名在逃的杀人犯罪嫌疑人，其实他们在社会上是有不稳定性的，如果他们没有投案自首，他们就是社会的隐患。通过这三件事情，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无论对社会，还是对我的听众，我的职业存在价值和意义，也让我认识到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作为一名广播节目主持人肩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如何肩负这份责任？只有热爱我们的事业。

    而我作为广播人主持人，就是要投入我的热情，投入我的勤奋,投入我的努力，做好每一期节目。每期节目上千条短信我下了节目后都要一条一条地看过，我的节目中有许多重要线索都是来源于听众短信。重要的听众来信我都是一一亲笔回复。电子邮箱中听众邮件必须回复。做夜间节目很辛苦，每次我下了节目已经是凌晨两点，回到家里打算休息时，时间已经凌晨三点，生物钟与常人是完全相反的，而且还影响家人的生活。但是，我乐此不疲，因为，我热爱我的职业，我明白，日复一日我所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在积累：积累听众对你的认可度，积累听众对电台-这个媒体的信任。

    应该说，许许多多的新闻老前辈们用他们对新闻事业的忠诚和热爱，给我们年轻的新闻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从中受益匪浅，而更多的与我同龄的或者比我更年青的同行们，他们的敬业、努力和勤奋也影响、激励着我，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曾经采访过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92岁高龄的老建筑设计师张开济老人，他说，如果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结合在一起，那么他是一生幸福的人。我做了近十年广播人，我幸福了十年，因为我热爱广播，我热爱我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