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电视台 韩亮　

    我叫韩亮，1986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自愿支援大西北，在甘肃电视台工作至今。这19年，一直在电视新闻一线工作，6年做后期编辑，13年做记者、制片人。我给自己定下了不成文的原则，不做"请柬记者"、要挖新闻就到艰苦的地方去。

    19年中我跑遍了甘肃的80多个县和2/3的乡镇，这里有日益蔓延的沙漠、退化的绿洲、消失的森林、草原、被淹没的矿井、地震中的村庄、绝收的农户。在采访中，许多农民、下岗工人都成了我的朋友。

    今天，我先来给大家说说我采访中的吃、住、行。

    2001年2月--2002年初，我在甘肃北部的腾格里沙漠边缘制作《沙漠人家》纪录片，这里离兰州有5个小时的路程。我们中间断断续续去了10次，每次10天左右，记录生活在沙漠边缘的那些人种树、种庄稼及婚丧嫁娶等。我们摄制组共3个人，住在我们拍摄的一户农民家里的一间储存粮食的厢房里。冬天很冷，没有炉子取暖，睡觉时我们三个男士就尽量靠得近一些，这样暖和一些；夏天，厢房里有一缸户主酿的醋，味道很大，然后就是一群群的苍蝇。不过沙漠里的苍蝇不脏，就是声音大。后来房东告诉我们一个办法，晚上临睡前，在身上抹一点泥，泥里混上蒿草叶，办法很好。在这里我吃的是农民家里的饭，（每人每天交食宿费20元），每次来之前，我们带一些大白菜、土豆、榨菜、午餐肉等。但这户农民家里老少有10人，几天就吃完了。我们平常就和他们一块吃，吃得很粗糙，搅团加一点辣椒油、醋；季节好的时候，全家一大盆鲜茴香拌莲花菜。我记得在10个月之中，我吃的最好的一次饭，是附近的治沙站请我们去吃的一次羊肉。我们3个人几乎把一只小羊的肉全吃光了。我吃的第一口就是羊尾巴，因为肥、油大，吃起来香。

    再说采访中的"行"，"行"就是我们的两条腿。因为要拍一段正在进行的爱情故事，我们的采访便形成两条线，两个村子。中间相距5公里。我们除了走，就是中间坐小拖拉机、坐驴车、马车。大家知道，在沙漠里走路是很费劲的，慢慢地我学会了如何在沙漠里走路，来保存体力达到目的地。

    几年过去了，当年我们拍摄的一些对象与我成了好朋友，经常电话联系，我曾先后5次专门参加他们那里的婚礼。这是我们做记者的荣耀。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生命的坚强与豁达。

    甘肃地质形态多样，有沙漠也有草原、森林、冰川。这让我们采访变得极为丰富，有好多故事留在记忆中，最深的感觉就是被跟踪的感觉。

    1998年10月份，国家禁止天然林采伐，我和我的同事杨德灵、柴宗强，10月1号赶赴甘肃与四川交界的南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林场及林木集散地采访。当时部分林场仍在小范围的砍伐，到了晚上通过邮政车，通过水上放排等多种方式外运非法盗采的木头。

    拍摄到第10天的时候，晚上1点多有人敲我们的门，开门一看，门口放了一封信，没署名，打印好的，警告我们见好就收，并说让我在1个小时内在纸上做出答复。

    我们没有害怕，商量了一下，在那封警告信里回了这样一段话：谢谢对我们摄制组的高度关照。这封信让我们感到自己做一名记者的光荣与自豪。保护林区就是保护你们的家园。我们将继续采访，并欢迎你们主动配合，提供内幕。后来这事不了了之，我们也没有报案。不过在警告信的第3天，我们又是在晚上1点钟收到一封打印的举报信。举报某林场仍在盗伐盗运，于是我们赶夜路，一拍正着，并迅速与森林公安处电话联系。有意思的是，这个林场后来表现很好，在禁伐之后，开始种树，开始安排职工生活，后来我专门报道过一次。他们对我们当时的报道非常肯定，说坏事变好事。

    当然，在采访森林禁伐的20多天里，最惊险的一次是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一个木材集散地。当时是一次正常的采访，内容是这些已经采伐的木材何去何从。但木材集散地的老板做贼心虚，指示二三十个人突然围住了我们的车辆，（当时我们已经采访完毕，正返回到车上）。

    当时我很害怕，因为这里是民族地区，大部分是回族群众，但我还是悄悄地按下了录制键，只是录声音，镜头盖没有打开。

    他们拿着木棍、杠子、甚至铁锹，二三十个人摇晃我们的车，让我们出来，交出摄像机。这个过程不到一分钟。我突然开门，从车里出来，一个人用棍子顶了一下我的腰。我趴在地上，很痛。我爬起来，示意我的同事我没事，然后我说："大哥、大叔，我们误会了，我是甘肃电视台的记者，我叫韩亮，我哪儿做的不对，您可以批评我，但千万不要弄坏摄像机，我来这儿采访没有别的目的，只想采访禁伐后，这些木材的销路，木材市场该何去何从？

    之后，一个管事的人迅速出现，并向我赔情道歉，喝斥那个用棍子顶我的人，我说："没事、没事，是我在采访中没有与你们沟通好、解释好，误会了。一场突发风波就这样平息了，至今想起来仍有后怕。

    这是采访中的威胁。同样采访中也有诱惑与陷阱，

    1998年5月1号，我们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连夜赶到甘肃与陕西交界处的XX县。那儿的一个地方矿为了地方利益，争夺资源，向正在建设中的国有矿灌水，致使国有矿停工。损失巨大。

    我设法采访了当时的煤矿的矿长。采访2个多小时，他说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段话：水是我灌的，并重复一次。这段录像证词成了随后事故处理小组的有力凭证。

    采访完矿长，我们返回到车上，第一件事问司机，有没有人到过车上，司机说有人给我们送了一箱水，就在车子后面。我一看，箱子的封条是动过了，迅速与矿上的主任联系，让他取回矿泉水。2天之后，我们得知，一箱水里放了烟、钱，当然还有"不准发，销毁磁带"的指令。

    这件事让我庆幸、自豪。在这样的采访中，记者的警觉、警惕、预判是非常必要的，当然这期节目最终在甘肃台、中央台新闻联播播出，并促成问题的解决。

    当然，以上事情在我的采访中毕竟属于少数。我对自己满意的一点就是，始终在一线，保持热情、激情，对待每一次采访。有朋友也说我，40多岁的人了，还那样出差、采访、加班、编辑划不来，是透支生命，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喜欢电视，也不觉得有多苦。

    曾有一段时间，爱人外地出差，两岁的孩子无人照顾，我就让孩子睡在机房的椅子上。现在孩子大了，提起这事，她反而自豪。

    也有很多次，我们组织募捐活动，为患尿毒症、白血病的贫困家庭出力。有两名白血病少年、一名尿毒病妇女，因为我们的报道、社会的支持而恢复健康。

    2000年初，为配合中央台在西北大开发元年的"新春走河西"，率领一个摄制组，在零下30多度的祁连山下，打着点滴，现场报道。这期间家里的老人病了，住在医院；家中又被盗。为了工作，我没有回家，整个春节期间采制了多条优秀新闻，被甘肃省委宣传部的领导称为"电视界的拼命三郎"。

    今年4月，我们开办了《今晚新时空》这档日播1小时的民生新闻栏目，从筹划、开播到现在，200多天的时间，我从未休息过1天，白天、晚上连轴干，开播不到一个月，我的体重一下子降了10斤，因为疲劳过度，有一段时间每天低烧不退，但我不能休息。因为栏目需要我。我有这么几句口头禅"跟我来"、"让我来干"、"电视人没有家"。

    我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干的，我觉得做一名电视新闻人，就要脚踏实地，把做官、名利心放在一边，做"拼命三郎"，做老黄牛。

                                                           2005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