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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献洲:毋忘士兵
2007年01月04日 15:19:33  来源:中国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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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报社 : 杜献洲

    我汇报的第一条体会是:上一次高原,净化一次心灵。走向界碑,也是走向新的精神境界。

    我1980年入伍到新疆,1993年从军区机关调到军报驻新疆记者站。西北边防很苦,特别是阿里高原、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官兵是用血肉之躯维护着祖国的领土,看看守防官兵乌紫的嘴唇,再用彩超看看他们肥大扭曲的心脏,就能明白这一切。这些年,我走过一座座界碑的同时,也走过一座座墓碑。祖国的边海防线上,烈士陵园很多。每次采访,我都给牺牲的战友鞠个躬、点支烟。广西边防、东北边防和西沙的烈士陵园,西藏的山南、林芝、墨脱、仲巴、狮泉河烈士陵园,喀喇昆仑山海拔4700米的康西瓦烈士陵园,我都拜谒过。陵园里有将军,也有士兵。和平年代,一次雪崩、一次迷路,他们的生命便永远留在边关。走进荒凉的陵园,望一望密密麻麻的墓碑,让人震撼和清醒。我想,当军事记者,应该多亲历边防的艰苦,多讴歌一线官兵。

    当记者第二年,我来到帕米尔,参加新疆军区红其拉甫边防连一年一次的无人区长途巡逻。到连队后,官兵正在紧张的准备,院子里栓满了牦牛,地上摆着枪支弹药,气氛如同奔赴战场,连里把过中秋节的月饼,都让巡逻分队带上了。在万家团圆的中秋节,我随巡逻分队出发了,抬头望去,全是高入云端的雪山。这条巡逻路,夏天洪水多,冬天雪大,只有在洪水消退之后,大雪来临之前,勉强通行,并且不能骑马,只能骑牦牛。在雪山上巡逻,冻得无处躲无处藏,牦牛背上,全是冰碴子。晚上,雪下大了,就用装食品的纸箱子,掏个洞,扣在头上睡觉。冻醒了,就拣点柴禾烤火。这次巡逻,我随官兵走了7天7夜,沿雪山巡查了第8、9、10、13号界碑。这7天,天天都有险情。巡逻返回时,因为风太大,我一直低着头骑着牦牛,没有看路。牦牛突然停了下来,我抬头一看,牦牛已经悬到了绝壁上,三只蹄子踩三块馒头大的石头上,上面还有雪,一只蹄子还悬着。向下一看,几百米深。人到此时,反而很平静,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吧。没想到,牦牛也不想死,颤颤悠悠爬了上来。

    随着这支巡逻队,我一路想了很多:想到人的生命非常脆弱,生与死只是一瞬之间,想到当一名称职的边海防军人要付出的很大的代价;想到年年在高原上巡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官兵中患心脏病的很多,有的干部转业不久就病世了……回来后,我发表了通讯《走向界碑七昼夜》和一组照片。报道发表后,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位读者来信说:"《走向界碑七昼夜》将深深印在读者心中,因为她是军报记者用生命铸就的篇章。"准确讲,这篇报道是边防一线官兵用生命铸就的篇章。

    我汇报的第二条体会是:战士敢于用生命丈量雪山,记者也要敢于用生命履行自己的使命。

    2000年初,我调到记者部机动组,主要参与军委领导的报道和全军重大活动的报道。平时不值班,继续上高原、下海岛。

    在亲历采访中,特别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也多次问自己:这样为一篇报道值得吗?是啊,没人邀请你,没人指派你,有的部队担心记者发生不测,整天提心吊胆,也不一定欢迎你。但仔细一想,这样当记者,才有意思;这样的采访,才有激情。我受党教育20 多年,从不怀疑自己的立场,但我担心新闻感觉的迟钝和激情的消退。如果当记者缺少激情和真情,很难写出让行家称道、让读者喜欢、让自己满意的作品。

    当记者10多年来,我随边防官兵巡查过全国边防线上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走西北边防,"三九"期间到漠河边防和官兵一起在冰河潜伏;在新疆阿拉山口11级大风中体验执勤;在伽师地震灾区和救灾官兵一同经历6.3级强余震;迎着强台风上南沙、走西沙,在我国最南端的华阳礁哨所,与水兵一同执勤6天6夜。最难忘的还有两件事:一是采写系列报道《走向海拔5000米以上的边防哨所》。我从新疆叶城县,连续翻越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连续攀登一个又一个全军海拔5000米以上的哨所,一共走了30多天。最缺氧、最难受的哨所是海拔5243米的天文点边防连。我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头痛得只睡了两小时。那天,正碰上官兵换防,很多新战士吐得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下车后走都走不动。有的战士一晚上不停地吐不停地喊,连队军医又是搬氧气瓶,又是输液,忙了一通宵。这一幕,使人感动,令人心痛。

    第二件是随成都军区测绘大队到西藏原始森林里测绘,走了20多天。21年前,这个测绘大队每年进藏测绘时最后一辆车拉的肯定是棺材。他们每年都有官兵牺牲在西藏,共牺牲了23名。这次测绘,虽然不用拉棺材,但还要经历曾经历过的一切。进藏第三天,我就晕倒了,下嘴唇被摔穿,缝了24针,在野战医院住了7天。这一路,走独木桥,遭遇洪水,经历很多危险,万幸的是还是回来了。回北京不到一个星期,一位工程师就牺牲在测绘途中。测绘大队胡政委给我打电话时,在电话里泣不成声。

    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危险,是不是自己有冒险的嗜好?不是。因为这是记者的职责。比如说抗击非典,作为党报的记者能躲吗?当时,我和同事上小汤山医院采访时,北京街上空空荡荡,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平安回来,也不知道这种病到底多可怕。有一个细节我忘不了,当非典病人住进小汤山医院的第一天,我们驾驶员送我,路上,他把车停下来,跟我说:"听说这种病就是治好了,后遗症很厉害,你得好好想想,万一染上,后半辈子咋办?"当时,他这几句话说得我七上八下,但采访任务必须完成。回到家里,我单独住一间房子,吃饭时家人把饭递进去,自己的亲人也躲着我。但是遇到危险,记者不能躲。一线官兵敢于用生命冲锋陷阵,记者也要敢于用生命履行使命。

    我汇报的第三条体会是:和战士一起在雪水里泡一泡,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也能保持一种情怀。

    我感到,当一名党报记者,和基层官兵没有感情不行。在这方面,军报不少领导和同志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曾跟随一位军报领导下部队采访,他见到贫困的小学生掏钱,碰见战士家里有困难也掏钱,走了一路资助了不少人,回到报社又寄钱。正是受到军报同仁的影响和熏陶,我也想做点什么。

    新疆军区海拔5171米的天文点哨卡,前有片湖水,因各种传说官兵不敢用,天天背冰吃。我从湖里灌了一瓶水,怕颠碎,抱在怀里颠簸20多天,赶到乌鲁木齐找军事医学研究所化验。结果一出来,水质很好,我立即告诉千里之遥的天文点的官兵。在小汤山时抗击非典时,我听医护人员说,病房里有一位13岁的女孩与家人失去联系,情绪很不好。刚开始医院的情况有些乱。我让驾驶员回家提了一兜零食送进病房,还让自己的女儿写了一封信,这个女孩把信贴在床头,很高兴,还给我女儿写了封回信,也配合治疗了。我还非常关注过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治疗,我几乎每天给病房打一次电话,问问治疗的怎么样,后来这位病情很严重的老太太顺利康复出院。至今,我也见到过这位老太太。

    有一次,我到边防采访,我发现有的边防连队吃的是过期罐头,就逐个连队收集。我本来边防连队吃菜就很困难,吃的罐头再是过期的,战士们还怎么守防?我非常气愤。怕有关人员不认帐,就让连长指导员在罐头上都签上字。下山后,我提着过期罐头去找部队的领导。部队领导听了我的汇报后,非常重视,当即派工作组上山调查,也把推土机开上了山,当场销毁,还严肃处理了侵占官兵利益的干部。在塔克拉玛干大漠看押囚犯的武警兵团指挥部官兵,工作生活存在诸多难题。这些难题与武警总部没有关系,主要是当地有关部门保障不到位,武警是谁用兵谁保障。我两次大漠深处的执勤点调查,所写内参受到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后来,大漠里的武警官兵,执勤和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2000年8月,我到西藏边防采访时,路过白朗县时遇到洪水,4名抗洪的官兵,被困在断堤上,四面都是滔滔的洪水。路过这里时,我看到部队和群众正在营救,就让驾驶员停下车,跟着大家一起下水救人。尽管是夏季,西藏还是很冷。大家都是穿着棉衣就往雪水里走,前后刺骨的雪水里泡了6个多小时。当时也没想到要写报道,因为这样的洪水在全国很多,算不上新闻。大家都想着赶快把4名官兵救出来,别被洪水冲走了。当武警白朗县中队指导员伍明成在救人中牺牲以后,我才决定立即回去写稿。返回的路上,水很深,最深的地方都淹到了脖子上,走在水中头直发晕,因为周围的参照物,全是流动的洪水。我头顶着照相机和采访本,慢慢游到岸上。回到县中队时,指导员伍明成的新婚妻子,正站在连队门口,等着自己的丈夫回来。我怕她受不了,没有立即告诉她不幸的消息。她的丈夫、指导员伍明成天天都在抗洪,连套干军装都没有了,这位四川来的妻子买了套新秋衣秋裤,等着自己的丈夫回家换。我在中队二楼写稿写了两个小时,这位新婚妻子在中队门口站了两个小时。我从窗口看一眼,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有时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我流着眼泪写的报道《勇士一去不回头》,发表后引起不小反响,不少读者读得热泪盈眶。当天,军报评报栏里的评报有8篇之多,把整个评报栏都贴满了。如果不和官兵一起泡在雪水里,不可能写出这篇新闻。此次采访我领悟到,心中有爱方能写出爱,心中有情方能写出情。正如一位大画家所说,风格可以模仿,感情无法模仿。

    我感到,作为一名党报记者,多和战士们一起在雪水里泡一泡,多受受基层官兵地熏陶,不仅思想上能保持清醒,对新闻业务也是一种有力地促进。10多年来,我采写的亲历报道有160多篇,有4件新闻作品分获中国新闻奖。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2003年荣获全国新闻界抗击非典优秀记者。2004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全国新闻出版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并入选中宣部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责任编辑: 高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