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新华日报社 孙巡

    写了这个题目，应该感谢一匹叫“开心”的赛马，是它给我9年的记者生涯做了一次小结。

    想起“开心”，非常伤心。十运会上，报社指派我参加几个项目报道，赛马是其中之一。2005年10月22日，我在看完男排决赛后，从网上发现一则赛马场信息：19匹参加12公里速度赛的赛马，有11匹受伤，一匹伤重难治，被处以安乐死。

    飞马大战跑死马！我脑中冒出一串的疑问：是马太娇气了？还是场地有问题？还是代表团用错了马匹？

    动物运动员累死赛场，这是令记者冲动的新闻。身在淮安的我，却犹豫了，为自己寻找退却的理由：深夜11点了，没车回南京，报社或许有同事去啦！

    这个夜晚，我睡不踏实，预感自己正在犯错误。23日中午，我坐车从淮安回南京，途中，赛马项目组委会志愿者通知我：下午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一些“负面报道”。我琢磨一下，估计是统一赛马之死的不实传言，听说报社有人去了，便没有去赛马场。

    24日，当我打开网络，看到铺天盖地的跟踪报道，顿觉自己不可饶恕。当我坐在办公室时，“开心”刚被埋在它献身的赛道旁。我离它有多远？10公里左右。或许是因为十多天跑赛场疲劳至极，或许是因为一两条稿子未用出带来的挫折感……即便找出一千条理由，我也不能原谅自己，因为两次非职业的忧郁，失去了揭秘“开心之死”的机会。

    其实，在十运会上，我90%以上的时间还是人在新闻现场。同样是冷门项目，在柔道比赛中，我耐着性子向专业记者请教，翻资料，泡现场，和同事一道，抓到不少硬新闻。比如，江苏柔道队连摘三金，把开幕日变成“江苏日”。更想不到的是，在没江苏选手参加的决赛中，居然碰上孙福明假摔、处罚、重赛等戏剧性事件。即便是赛马，我连续三天去马场（坐公交要花一个多小时），探马厩，看比赛，也挖出一些独家的新闻。然而，所有这些努力，因为我在“开心”死去时的“打盹”，而大大贬值。

    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新闻现场，这是记者的天职。做了9年记者，我深切地感受到：离现场越近，越能捕捉被假象裹藏的真实；离现场越近，越能发现被人忽略的新闻；离现场越近，越能向读者传递带露珠的生活。

    1999年11月，我在街头报摊上看见一则新闻，说南京一名大学生“卖”科技成果当上“千万富翁”。全国多家主要媒体转载了这则消息。是知识创业的实证？还是夸大其辞的假新闻？在报社领导策划下，我和另两名同事投入采访，找他的导师，联系团中央，几天后，水落石出：这是一起“商业炒作加媒体吹捧”制造的骗局！以《大学生千万富翁子虚乌有》的千字通讯在本报刊出后，引起同行普遍关注。这篇报道，连获江苏新闻奖、中国新闻奖等众多奖项。

    作为一名新闻战线上的新人，我经常提醒自己：态度决定一切！只有不停地跑，时刻与新闻在一起，才能捕捉更多的原创新闻。网络时代，信息获取渠道多元化，很多采访可以通过电话、邮件完成，但是，现代通讯手段不能代替记者去采访，“脚下出新闻”、“眼见为实”，这些传统永不会过时。在新华日报工作6年，我跑遍全13个大市和50多个县市，很多新闻是在路上发现。

    只要带着冲动上路，睁大眼睛找新闻，处处有新闻。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2000年，我和几个同事去苏北出差，在宾馆无人问津的县报上，看到一则县人大同意一位副县长辞职的决定。跟着好奇，我们找到这位副县长，写出《阜宁一副县长辞官应聘民企引起反响》。

    采访的深度决定思考的深度，思考的深度决定价值的高度。2001年，大量民工涌入城市就业，为解决他们子女读书，国内大城市纷纷出现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设施简陋，不少教师竟是半文盲。对这些学校，教育主管部门缺乏有力扶持，甚至在有些地方，以“黑校”名义一关了之。我在南京外来人口聚居的河西采访两个星期，走访了没有窗户没有黑板的简易学校，与大量交不起赞助费、无力送子女上城市公办校的民工交谈，归结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一方面，大量公办学校因城市生源递减而吃不饱，资源闲置，等待合并；另一方面，大量进城民工的子女却被高额的赞助费，被根深蒂固的阶层歧视，被城乡分割的教育投入与分配机制，挡在公办校门外，只能去简易学校接受低质教育。有教无类，城市公办学校应向外来工子女敞开大门！这篇稿件用出后，对推动外来工子弟接受教育产生不小影响，获得年度省好新闻作品一等奖。带着对民工群体的关注，我年年访民工，写他们的就业难、生活难、讨薪难，刊出十多篇版面头条。其中，《农民工心中的城市排行榜》、《民工市场：呼唤“黑市”变“亮市”》等一批作品读来内容丰富，情感真切，自己也满意。最近，我和报社几位同事合作，五次采访一位在南京多次救人的苏北民工，以《民工李秀春的感人情怀》为题的长篇通讯，在本报刊出，引起社会对民工融入城市的普遍关注。

    生活并不是天天有大事件，等待记者去记录。更多时候，我们要面对相对平静，看不出风浪的生活。老题材、旧题材如何出新，是对记者最大的考验。这几年，我先后参加“城市文明看苏州”、“聚焦江苏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广东、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启示录”等多次战役性报道。怎么把这些“大主题”写新写活？我的经验是，改革无论大小，是在改变着人的命运，因此可以用人的生存变迁透视社会变革。《聚焦江苏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一组系列报道，我承担其中3篇通讯的采写，前后采访一个多月，在宏观叙事中，嵌入十几位人物的故事。这组报道推出后，以宏观与具像的有机结合，引起社会读者的广泛关注。报道获得当年的江苏新闻奖。

    想做一个好记者，要有强烈的现场意识，这是前提。进报社时间不长，我做过机动记者、跑市县的记者、驻站记者以及跑电信、城建的记者。岗位不同，但天天要追问生活：新闻在哪里？发生新闻的现场在哪里？与新闻有关的人在哪里？就拿电信条口来说，随着全国人民用上手机，这个领域变化不多稿子难写，我做了一些尝试。《手机》热播后，我在南京找到从事窃听手机业务的私人侦探所；网上叫卖老板手机号码，我与天南海北的卖家在网上“讨价还价”……通过多种采访手段，我向受众揭开一个个信息时代的罪恶利益链，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消费资讯。

    作为一名年轻记者，我深知：得到的荣誉，远远超出自己劳动的价值。我会记住那匹叫“开心”的马，催迫自己与新闻一起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