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辽宁电视台 吉永成

    我喜爱新闻，为了新闻事业，我可以放弃一切；我喜爱新闻，我又如愿当上了一名记者，我是幸福的！

    我是农村长大的，我喜爱农民的质朴，我要用镜头与农民贴心，追求与农民朋友“零距离”接触，用镜头记录下农村的巨变。

    我于1991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省科技厅工作，出于对新闻事业的热爱，1993年调入辽宁电视台，从一名实习记者做起，开始了我的新闻生涯。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次艰难的抉择。作为省政府机关第一次在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的后备干部，我是以优异的成绩被选入辽宁省科技厅工作的。身为厅党组秘书，我颇受重用，入党、分房一路畅通，在亲戚朋友眼里是前途无量。然而，工作两年后，难以忘怀的新闻理想和难以割舍的新闻情结使我毅然做出抉择：顶住家里亲戚朋友们的劝阻和反对，上交了居住不到一年的新房，义无返顾地走进了辽宁电视台的大门。

    说句实话，当时交房子真有点心疼，结婚还不到一年的新房，装修的油漆味还没散净呢。

    既然付出了代价，做出了选择，干就干出个样来。一位带过我的老师告诉我，要想当一名好记者，你就跑农村，多吃苦，去没人愿意去的地方。吃苦我不怕，于是我二话没说，开始了10年如一日的农村采访生活。从那时起，睡农村大炕、钻牛棚、进猪圈，对我来说就变成了家常便饭。十几年来，我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农村采访中度过的，从未休息过一个完整的星期天、节假日。抗洪抢险、抗击“非典”、防治禽流感，各种急难险重的报道我总是冲在最前面。跑遍了全省100个县（市、区）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累计有5年的大年三十深入农村采访，和农民兄弟一起过大年，被老乡们亲切地称为“铁脚记者”。

    1998年，在采制30集大型系列报道《冬访农家》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桓仁县有个偏僻的小山村，过去由于许多山货运不出去，经常烂在家里，故得名“臭里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交通不便、条件恶劣的村子，生产的木制马桶盖竟然远销到东南亚，这对辽宁其他同样条件的地区一定会有启示，于是决定前往那里采访。那年正赶上下了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雪，地面积雪达一尺多深，而且通往村子的盘山路是村级公路，低洼不平，又没有护拦，十分危险，有的同志打起了退堂鼓，但这个采访题材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在我的坚持下，我们最终还是决定冒着封山的大雪进山采访。一路上，我们经常要下车推车，棉鞋里也灌满了雪，平时一、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们走了五、六个小时。村民们惊讶地说：“大雪封山，我们都出不去，没想到你们还能进来！”记得那天山里是零下40多度的气温，加上我们的棉鞋早被雪水湿透了，等镜头拍完我们手脚早已冻得没有了知觉。好在农家大嫂把炕烧得火热，我们从5点天刚黑就在炕上盖被暖脚，直到《新闻联播》结束才暖和过来，早上起来洗脸得先用棒子砸开缸里的一公分厚的冰才能取到水。后来，我们以臭里头村的今昔对比为题材，成功播出了报道《“臭”里头如今“香”外头》，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老实说，我是啃着辽北农村的青苞米长大的，对农民兄弟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熟悉的老乡们也不把我当成是一个记者，而是一个亲近的孩子、一个可敬的叔叔、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我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和老百姓心贴心地交朋友，才能找到真正鲜活的新闻，才能使我们的报道真正实现“三贴近”。

    1999年春天，我到法库县紧邻内蒙古的一个乡卧牛石乡采访，其中有一个村的蔬菜大棚搞得不错。但棚菜生产是老题材，一时找不到最合适的报道切入点。当晚，因为有的同志觉得农村住宿条件太差，上厕所也不方便，所以打算赶回县里宾馆去住，但为了挖掘线索，我们还是决定留在村里，住在农户汪大爷家，汪大爷老伴前不久刚去世，半夜非要找我喝酒唠嗑，一盘花生米，几棵大葱，一瓶老白干，当时我感觉老人家由于老伴过世很失落、很寂寞，于是就陪他唠到深夜。在言谈话语中我了解到，他们那里的风俗是女人当家，前几年乡镇领导就号召村民搞大棚，但女同志怕担风险、没有信心，蔬菜大棚一直搞不起来。后来乡妇联专门租车把乡里的女同志拉到海城感王镇组织学习，终于使她们树立了开发蔬菜大棚的信心，回去以后她们开始鼓动丈夫开发蔬菜大棚，一个春天的光景就从无到有，崛起了百亩联片的棚菜区。我就从“妻子晚上在床上劝丈夫”这个富有生活情趣的角度下手，采制了电视消息《枕边风吹出大棚热》，巧妙地反映出了党和政府千方百计带领农民致富的重大主题。

    2000年的一天深夜，大约是凌晨一点多钟。一位辽西农民的焦虑声音从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他的只有六岁的儿子不幸在车祸中受伤，来到举目无亲的沈阳治疗，除了去过他们村采访的我，他实在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帮助。我接到他的求助电话，就一个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赶到医大二院帮着挂号、诊断、手术、住院，办完一切手续，天也快亮了。由于治疗及时，这孩子的腿保住了，已经上了小学4年级，现在每年春节还经常打电话给我拜年。

    2002年9月，我收到了这样一封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曾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农村女孩，她因为病痛缠身，无钱医治，被迫辍学，只能在家等死。后来，经过“三个代表”学教活动的帮助和我们的报道，女孩得到捐助，成功地做了手术，她在信中说：“吉叔叔，在好心人的捐助下，我已经康复出院了，你上次来采访给我的400元钱，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我可以在上学路上节省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早日把成绩赶上去。”她说她的第二次生命是党给的，所以她把她的名字赵倩改为姓党叫“党兴”，她说她希望我们的党永远兴旺发达。后来我和同事张鹏回访赵倩时，她含泪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叫《唱支山歌给党听》，虽然唱得不够好，可饱含着深情，把在场的人都感动得掉了泪。

    情系农村，心系农民。2005年11月10日，从北京开完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回到辽宁后，我马上赶往爆发禽流感最重的疫区——黑山县八道壕镇采访，并看望那里的农民兄弟，同时，把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奖励的5000元奖金捐献给了那里的受灾农民，希望他们早日进行生产自救，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老百姓心中有杆秤，你把心交给了他们，他们就会把你放在心里。每到逢年过节，总会有几个我采访帮助过的老乡们带着自家产的大枣、蘑菇、花生等土特产来送给我。每一次我都会细心的品尝这些沉甸甸的礼物，这里面有农民兄弟的一片真情。

    俗话说，家业家业，有家才有业。今天，我能够取得这一点点成绩，我不能不提到我的妻子和孩子，是他们以特有的方式支撑着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理想和信念。妻子常说她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我觉得我就象一只风筝，是妻子不吝啬手中的线才使我得以越飞越高。

    1993年底，我从省科技厅调入辽宁电视台，不得不交回了结婚不久的新房。当时，我对妻子说，从此你要跟我流浪了，理解我的妻子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那时候，我们俩很穷，很难承担租房的费用，我爱人工作的86中学的领导很同情我们，为我们腾出了一间装杂物的教室。因为是老楼，楼里没厕所，也没有上下水，最难的是夜间上厕所，要摸黑走到操场尽头的旱厕，由于我跑农村经常出差，妻子有多难就可想而知了。可我们精神上并不感到苦，每次我出差回来，妻子总要在黑板上写上一首小诗，或画上一幅漫画欢迎我。有一次，我出差回来下大雪，因为学校晚上不烧暖气，我们住得教室很冷，妻子冻感冒了，很难受。那一刻，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内疚，为了安慰妻子，我也在黑板上写了一首小诗，那是我平生做得唯一的一首诗。记得当时是这么写的：

    下雪了

    多想和你在雪地踩出两行不规则的脚印

    冷了，病了

    我会带你寻到那株爱的老树

    拾起片片写满记忆的落叶

    拢起一堆火

    暖你

    现在回想起来，我长这么大最困难的日子就是住教室的那段日子，最幸福的也是住在教室里的那段日子。

    2001年大年三十，我再一次把妻子和孩子撇在家中，到受灾较重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东扣莫村采访灾民过年，当时我自费买了白面、猪肉、橘子等年货，直接来到灾区群众家中，受到他们的欢迎和配合，寒暄过后，我抄起摄像机就忙活起来：一会拍贴春联、一会拍包饺子、吃年夜饭，一忙活就是大半夜，当新春的钟声敲响、接神的鞭炮声在村里响起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电话那端传来我刚满3岁的儿子可爱稚嫩的声音：“我已经学会帮妈妈干活了，我包了两个饺子，妈妈一个，你一个，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这时，我突然感觉到眼前一片模糊。

    应该说，我为党和人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自进入辽宁电视台以来，我先后荣获辽宁省“十佳记者”称号；辽宁省“新闻标兵”称号；辽宁省“五一奖章”等荣誉称号。2004年6月份以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23家媒体对我的事迹进行了宣传报道。我想，荣誉只能代表过去，我将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勇于牺牲，甘于奉献，争做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能够做好每一件简单的事就是不简单，能够做好每一件平凡的事就是不平凡。”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将为此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