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丁芳

    我是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990新闻频率的记者。中学时期，“记者”这个职业在的我的眼里，是“自由”、“个性”、“神气”的代名词，她符合年轻的我对职业要求的全部特征，因此“记者”早早的就扎根在我的心里。

    然而，当我以一位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开始每天的工作，当我每天面对新闻、面对自己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职业在她所有鲜亮的外表下，最真实的内涵，用一个最通俗的词来概括，就是“辛苦”。

    这个“辛苦”不单单是起早贪黑、东颠西跑、争分夺秒的体力上的“辛苦”，她还包含着“思考的辛苦”、“写做的辛苦”、“面对职业和亲情选择的辛苦”、“面对诱惑抵挡的辛苦”。就说个刚刚发生的事情吧：05年10月30号是双休日，早早就决定那天要推掉所有的采访，带上不经常出门的妈妈去阳澄湖散心。自从父亲去年突然去世（当时我也在外地采访，不在母亲身边），母亲心情一直很压抑，而我工作又很忙，不能经常陪在她身边，心里真的常常感到内疚，于是决定在金秋十月弥补一下我的愧疚，带母亲出去散散心，看的出，母亲也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然而，职业的不确定性总是令我猝不急防，28号下午突然接到通知，“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29、30号召开，领导安排我进行采访。那天真是思想斗争了半天、痛苦了半天。一边是母亲，一边是工作，凭心而论，我觉得让母亲有快乐的一天更为重要，但这两天是双休日，别的同事也好不容易有个休息的时候，况且这个采访又是我条线里的事情，我无法推脱。但是，当时在亲人和工作之间选择的“辛苦”真是酸甜苦辣自己知晓，旁人很难有深刻地体会。我相信，这样的“辛苦”，我们新闻人都有着太多的感触。

    这是我选择的职业，职业的“责任”让我别无选择。

    说到责任，我想多说几句。说说令我深深感动和敬重的我们的新闻前辈，比如说邹韬奋先生、范长江先生。阅读他们的新闻之路，发现“责任”二字，熔铸于他们的一生，正是因为有责任，所以他们才有勇气、才不畏强暴、才表现出：尊重大众、服务大众、敢讲真话的杰出品性和智慧；也正是因为有“责任”，他们才会穹尽一生告诉我们这些后辈：“我们的新闻是为谁服务的”！

    虽然现在已经迈入21世纪的门槛，但老一辈新闻人的新闻立场，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倡导的。对于记者这个职业，我一直认为，社会的责任感、心中的勇气和良知，是被公众所信任和尊敬的两大支撑。记得，2004年2月，中国政府首次下派工作组到爱滋村进行生活、生产、医疗等全方面的救助工作。获得这一消息，我主动向频率领导申请前往河南艾滋村进行采访。记得当时，就有朋友、同事跟我说了，河南的事情离上海那么远有必要去吗？还有朋友劝我说，听说那里有仇视社会的爱滋病人会用带有病毒的针筒到处乱扎，别去了，很危险。不过当时我的态度很坚决，我要去。为什么？一，我是记者，而且是跑卫生条线的记者，这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我应当了解、应当采访；二，目前上海生活着包括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外国人，还有外籍华人、以及港澳台人员，总共约六七十万人。而且目前一些大的境外媒体也纷纷落户上海，报道中国、解说中国。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一些境外媒体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甚至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以偏盖全、以点盖面，甚至歪曲事实进行报道。记得非典时期，美国时代周刊的驻沪记者，汉娜蓓区，完全凭她的推测和想象写了一篇有关上海非典疫情的大块头文章发表在时代周刊上，令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上海。记得当时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到上海进行突击调查了解，小组成员不提前通知，突击检查走访了十多家三级、二级医院以及社区服务中心。在之后世卫组织官员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向全世界宣布，上海没有满报漏报非典疫情。据我了解，这位时代周刊的汉那也去过河南艾滋村进行采访。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爱滋病我们可能曾经有恐惧、有过回避，但现在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都在以积极的态度在面对它，在积极的想办法应对、想办法防范和控制。当时我认为，这一具有标志性的举措，应该让生活在上海的海外人士有所了解，同时也应该让上海的市民们知道，我们的政府在防范爱滋病的工作中做了什么，在怎么做。我想，只有我亲身经历了，目击了，我才能写出令人信服的有冲击力的作品。

    于是在2004年2月底，我独自一人前往河南驻马店上蔡县素有中国“艾滋第一村”之称的“文楼村”以及它周边的村落进行采访。记得，那次一个人在郑州机场下了飞机，四处寻找长途车站，然后一路颠簸来到上蔡。从到的那天开始，连续四天的时间里，我在前一天的晚上准备好面包水等午饭，第二天，一早出门采访，四五点回招待所写稿，制作，然后传送。

    记得第一天清晨来到“文楼村”时，一到村口，就听到村口的大喇叭里传出清脆的河南豫剧，而我眼前是刚长出来的大片大片绿油油的麦苗，旁边的房屋上飘出的袅袅炊烟很是好看，如此的生活气息，与我想象中的艾滋村完全不是一回事。走进村里，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如此多的接触了爱滋病人。记得第一天在村卫生所，几十个爱滋病人将我这个拿话筒的记者团团围住，从他们那里，我了解了他们目前的生活、劳动、治病的情况。了解了他们对未来的期待、对子女的愧疚。这些人虽然有病，但走近他们，我发现他们依然淳朴善良。其中三四个病人，在我卫生所的采访结束后，自告奋勇当向导，带我了解他们这座村庄、带我寻找要采访的对象。在文楼村的几天里，我走进爱滋病人家与爱滋病人面对面、我走进附近村落以及孤儿院、我走进政府下驻到村里的工作队、四篇真实反映艾滋村村民现实生活以及政府如何防范救助的报道在上海同步播出。我人还在河南的时候就接到了不少朋友、同事的电话，他们说，真实是这组报道最闪光、最吸引人的地方。

    多年的记者生涯让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心里装着普通人”，是一名合格记者的基本要求。记者不能被会议所左右，不能眼里只有领导、老总、先进、典型。在我们的身边是万万千千个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的衣食冷暖、他们的工作生活，应该是记者笔下最广泛而主要的内容。记得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令人触目惊心。下半年有关部门出于对人民健康的考虑，下发文件说在2004年6月前关闭50平米以下小饭店。然而开办这些小饭店和光顾这些小饭店的大都是社会中最最普通的人，其中很多是下岗职工、是弱势群体。这个文件的下发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市民反映，这也是他们有滋有味生活的一部分，早餐点要消失了、大排挡要没有了，难道让大家都去酒店饭馆？作为卫生记者，我听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很多不同的声音，当时准备收集各方的看法，以内参的形式上报。然而9月28号，在上海市政府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在发布会上巧妙地将这一规定收回，这时，我觉得这是一篇可以好好做做的大文章。执政为民怎么体现？民有所需怎么解决。这一行为成为最好的说明。随后我来到居委会、小饭店、大餐厅，召开座谈会，又到出台政策的部门了解他们的初衷，请相关法学专家、政府官员解读这一现象，最后完成了录音综述《召回“新政策”也是进步》。这一新闻作品荣获2004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也是当年上海媒体中荣获的唯一一个一等奖。

    新闻这个职业，当你用了真心去对待他，你会发现，你的耳朵会越发的灵敏、你的眼睛会越发的清晰，你才能够用纵听八方的耳朵和明察秋毫的眼睛去发现、去传达、去服务。记得去年在参加上海两会期间，市委领导到政协委员中听取意见，当时有十多位委员一一发言，其中一位委员谈到了尊重人才的话题，他举了个例子，科技大会后，市委书记接见优秀科技工作者，本是对人才的尊重，而下面的工作人员，却让这些专家学者们提前两个小时到达会场，进行拍照前的排练，许多老专家老学者，在为拍照搭好的的架子上来回上下。市委书记在听过十多位委员的谈话后，专门就这一事件做了特别的回应。当时，我觉得，这段委员和书记的一说一应，不正是对此类唯上的官僚习气最有力地批驳吗，意义深远。这篇1分26秒的录音短新闻获得05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我一直认为，记者这个职业，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是被公众所信任和尊敬的两大支撑。在禽流感疫情严重的时候，我来到上海南汇、奉贤、金山等家禽饲养场、饲养户中，了解当地政府和家禽饲养户的防范情况，治理措施。当在奉贤区采访时，我发现有许多死鸡死鸭被扔到与上海市民所饮用的水源相通的河道中，看到此情此景，职业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让我对此事紧追不舍，采写了一组追踪报道。第一篇稿件播出时，当地政府从区到镇、从党委到政府，电话不断，很多电话指责记者报道不实，但当记者拿出在现场拍摄的照片时，他们意识到自身的无理和问题的严重，当地政府第二天在全区下发紧急整改通知，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对死鸡死鸭的打捞和河道的清理整改，不仅弥补了他们在非常时期存在的严重错误，而且确保了上海市民的饮水安全，

    我爱我的职业，因此我愿意用我的勇气、执著和责任表达我对我的职业的尊敬和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