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8日记者节，我收到了一份大礼——“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荣誉称号，对于一名仅仅有六年“工龄”的年轻记者来说，这份礼物太贵重了。

    我第一次独立承担大型主题报道是郑州、开封、洛阳创建文明景区文明城区，时间非常紧。我一个星期走遍了这三座城市的所有名胜古迹，满脑子是需要拍什么画面、需要采访什么人，从来没正点吃过一顿饭。说起来还真是挺对不住我摄像。那天在少林寺门外我对他说：“这个小商贩特别合适，咱们赶快拍吧……”，摄像小伙子被我的工作热情感动，但是饿啊，说：“咱先买个面包吃行吗？”我才意识到已经快下午两点了。

    晚上回到宾馆就开始排列组合，谁做由头切入，哪里现场转折，什么人说句什么话……那一星期我是彻底失眠了，只要关上灯所有采访过的人物和画面就全都涌了过来，在我眼前打架，我就这样看着窗外一点一点地亮起来，鸟也唧唧喳喳地开始叫了，心里真是绝望啊！我个人无论有什么状况都得咬牙坚持，这就是新闻工作。它不讲过程只看结果，再苦再难没做出片子就等于零。所以每一名新闻工作者都像战场上的士兵，节目播出是我们战争的结束，中间是不能退下火线的，只能往前冲。

    许多重大典型的报道任务都光荣地落到了我头上。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件东西也开始和我形影不离了——安眠药片。那次出差前的晚上，妈妈来到我的房间，面色沉重地递给我一个药盒，说：“这里面有三种安眠药，这种蓝色的睡得快醒得快，大概也就4、5个小时，你要是想后半夜睡的比较塌实就再吃半片这个白片，如果时间宽余想好好睡一觉就吃这个圆的，它能管8小时。”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儿。她真的理解了我的工作，也真的没办法了。记者节的第二天11月9日是她的生日，“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这个荣誉成了她最好的生日礼物。那天我真的感觉到妈妈的开心充满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但其实我心中是很惭愧的。为了当一名好记者，我六年来没有休过一次假，甚至节假日反而更忙，平时经常出差别说照顾父母，连陪伴都少。

    2005年夏天，我为制作大型系列报道“落实科学发展观”到广西采访，正赶上发洪水，成天下雨，一出太阳就是桑拿天。但我们必须抓紧宝贵的阳光拍摄，那天是在农村果园里顶着烈日采访了四个小时，头眼昏花咬着牙回到车上去一个农户家里补镜头。在车上吹了吹空调以为没事了，谁知道下车一开车门，一股热浪袭来我好象还没迈下车的台阶就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据摄像说我当时“啊”了一声人就不见了，他们赶紧拉开车门，看见我趴在泥地里，整个脸都朝下扎在土里，吓得他们赶快把我扶起来先看看有没有划破脸，还好没赶上石块碎玻璃，只是粘了一身的泥沙。

    当时是两个人把我架到了老乡家里，躺在一条窄凳上，不记得谁塞过来一个枕头，我至今都还记得那上面广西特有的浓重的臭酸笋味。我无力睁开眼睛，一直躺了四十多分钟，觉得清醒一些了，坐起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得赶紧采访，要不一会儿再下雨今天又耽误啦！”我是真的心疼“躺”过去的这四十多分钟的太阳。

    在广西继续采访的几天都是在山路上坐车颠簸，总是腰疼，还发现睡觉不能侧身了。但我没在意，又飞到云南继续采访。第三天晚上突然腰像闪了一下脱了节似的剧痛，稍微一弯腿都跟着又麻又疼！我当时像僵尸一样直挺挺地去敲摄像的房门说：“快带我去医院”，他们还以为我开玩笑呢。到了医院看急诊照X光片，医生说还不能判断我是什么问题，要白天来做CT，并且从现在开始卧床平躺起码一星期不许乱动。

    那哪成啊！这西医真没办法！第二天我就催着云南台同行帮我找有名的中医正骨。那老大夫看了我的X光片又摸了摸居然也不同意给我掰，让我先敷三天他的药再说，而且绝对不要再找别人乱掰。我都差点跟他吵起来，但也只好拿药膏回酒店了。那种药的正常反应就是开始疼得更厉害，整个后背都剧痛。酒店的床太软我腰吃不上劲，而且上下床的过程简直是一种折磨，于是就打了地铺睡在地上。我当时坚决不让同事告诉台里，因为工作还没完成，如果台里知道了，一定会让我养病为重，派别人来接着采访，但像“科学发展观”这样的大命题不是记者一来马上就能进入状态的，肯定要影响节目质量。我前期采访已经形成了思路，而且我非常喜欢这次云南采访挖掘出来的这个题材，就像是自己生了个孩子怎么舍得不把他养大呢？这真的就是我对片子的感觉。

    我也就老老实实地躺了一天，正好把思路理顺了，就让摄像帮我买了一个护腰板扎上出去采访了。反倒是到了镜头前我注意力一转移就不记得疼了，但实情是越来越严重了。腰疼到第五天都未见任何好转，同事们背着我通知了台里。部主任当即回电给我命我立即住院检查，并直接联系云南台把我架进了医院。谁想到CT结果一出来我就傻了：急性腰椎键盘突出。天哪！这不都是老年病吗！就在我这次采访期间，我的母亲正因为这个病住院治疗，我没能去照顾她，现在还让她知道我也“突出”了，我怎么跟她说啊！医生说我这不是常年挤压变形的，而是受外力重创又没及时平躺静养，我想起了中暑摔的那跤，想到了连日山路的颠簸，我的腰就在一天一天地负荷着啊。

    好在采访基本完成，麻烦的是稿子还没写成。我被超过体重的“牵引”疗法折磨得只剩躺着喘气的劲了，两条胳膊都抽筋。在我强烈要求下医院同意停两天，我马上盘算着必须抓紧把稿子写出来。但是我简直找不到一个便于打稿子的姿势，坐着肯定不行，躺着无法拿电脑，最后终于想到了把电脑放在电视机上站着写。累了就上床趴一会儿，倒霉的还赶上电脑出了问题，反应特慢，那篇两千多字的电视稿我从夜里一点半写到了早上五点多。整个人真是要散架了，但心里的充实和满足无法形容。

    其实过去看焦裕禄和孔繁森的报道，包括我自己采访过的“党的好干部，人民的贴心人”牛玉儒的事迹时，我总是想不通，他们明明病了为什么就忍着不及时治呢？结果这回到了自己身上才明白，你接了这个工作，只要你有这份责任心，不努力出色完成是根本不可那放下的。哪怕死在工作岗位上。半途而废真是比死还难受。

    这就终于说到了本文的题目“用心做记者”。一个人才华有大小，能力有高低，但“用心”是平等的，对工作的责任心是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的。知识可以不断学习，经验需要慢慢积累，但如果不“用心”，这一切都是没有用。

    这就是我做记者六年来最深的体会。(中央电视台 王小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