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网络舆情分析师李向帅
近年来，以自残乃至自杀等极端方式维权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唐福珍案、江西宜黄拆迁事件、开胸验肺事件、首都机场爆炸案以及新近发生的报社门口集体喝农药事件，都是极端维权的典型事件。
这些极端维权事件的一个共同要素就是“悲情”。只有够“悲情”，才能吸引更多人的眼球，进而引起轰动，使自身诉求得以伸张。然而，网络深入千家万户，一方面方便了诉求的表达与传播，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大众对“悲情”的敏感度。矛盾凸显期，诸如普通的拆迁纠纷之类的“悲情”并不稀缺，往往会因“太平常、太普遍”而难以引起大众的关注。在这种背景下，要想在诸多“悲情”中脱颖而出，走“极端”无非是一条捷径。极端维权事件之所以频发，显然和这一大背景密切相关。
除了互联网这样一个开放平台上的“竞争”外，现实维权的不畅，侵权者难受制约，是构成极端维权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上述这些维权事件，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一开始就走“极端”，都是一步步被逼到“极端”以致自残甚至自杀的。被侵权公民如果觉得权利得不到保障甚至面临生死存亡时，以命相博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诚如济南时报所言，“若非无奈，谁会拿命去换关注？一系列悲怆事件背后的现实是：这些弱势者的维权之路肯定遇阻，要么被相关部门推诿，要么被当地掌权者漠视，要么维权成本太高，在如此不畅的维权路上前行如同背石上山，难上加难”。对此，单纯要求极端维权者“理性、自制、合法”，显然是对牛弹琴。只有侵权者“理性、自制、合（守）法”，才是避免被侵权者极端维权的根源所在。
有关部门对类似事件的处置不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怕出事、回避问题，客观上助长了极端维权行为。面对问题和矛盾，有关部门不是从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应和解决，而是从笼统的大局、社会稳定出发，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甚至直接以权压人，缺乏细致入微的解释工作。而当维权者闹大后，有关部门又迫于舆论压力一退到底。结果，就形成了“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路径依赖。而互联网无疑强化了这种路径依赖，客观上助涨了极端维权式的“网闹”行为和风气。只是，有关部门的不作为伤害的“不仅仅是个人权利救济与保障机制的可行性，更是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全社会的“弱势感”，为极端维权事件提供了文化环境。有研究发现，有车族、大学教授等纷纷自称“弱势群体”。收入差距加大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交织成全社会的“弱势心理”，“弱势感”正在蔓延，“比弱”也成为互联网上的典型现象之一。2013年3月31日，武汉一名城管队员在对一名中年占道小贩执法时，对方突然下跪求情，城管队员随即下跪，两人对跪一分多钟。一时间，“城管与商贩对跪”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话题。极端维权的行为，也是一种“比弱”的行为。在全民“弱势感”增强的网络舆论场，更弱者往往是博弈中的胜利者。
弱者成为胜者，这是弱者博弈策略的胜利，但并不意味着弱者的天然正义。无序的网络情绪集结也可能形成群体非理性暴力。药家鑫案就是以弱者身份绑架民意的典型，但此案的正当性早已成为网民反思的重要话题。唐慧案中同样存在弱者“强势”的影子，在不久前发生的山东东平性侵女生事件中，已有不少网民呼吁汲取唐慧案的教训，不要被“弱者”标签干扰了是非判断。而动辄以命相博的极端维权事件打的更是悲情牌，弱者的色彩更浓。这种情景中的弱者暴力一旦被激发，不但殃及涉事的强者（包括直接利益攸关方、政府等），甚至会殃及无辜，如首都机场爆炸案、带有报复社会性质的公交车爆炸案等。类似暴力行为，严重突破人们的心理底线，损害公权公信力，恶化社会预期，甚至形成恶性示范效应。
极端维权式的弱者暴力，伤己伤人伤社会，毫无疑问是负能量。对此，涉事者当然有责任。因此，对于突破社会底线的极端维权行为，社会舆论理应予以谴责，明辨是非——际遇或值得同情，行为实不值得鼓励。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结牢社会底线之网不只是弱者的责任。弱者违法固然应当追究，强者违法同样应该受到制裁。矛盾产生之初，各方就能够恪守法律边界，协商解决问题，何至于积怨致暴力？同样，负有守护社会公正之责的政府，更应该在表达机制、协商平台、博弈程序、权利救济、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发力，全力呵护法律这个社会最大的公约数，以保障弱者权利来有效遏制或消除弱者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