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网络舆情分析师李向帅
近日，“威马逊”在席卷海南、广东、广西三省区时，也给红会带来了不小的风暴。因为给“普遍达到35摄氏度高温”的受灾市县送去了棉被，红会再次陷于一场不大不小的舆论风波的中心。
救灾伊始，当“三伏天”和“送棉被”两个看似没有任何联系的词被撮合成网络标签，风靡网上的“习惯性质疑”随之铺天盖地，有认为红会“没有常识”的，也有认为“作秀”的，还有认为存在“管理漏洞”的。然而，网络时代，信息来得快去得也快。前后不过一天，舆论风向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此前的质疑，被认为是“集体误读”，质疑者也被认为“真正该反思”。人民日报刊发记者的“一线视角”，通过记者的实地走访，似乎有意让“最有发言权”的灾民为“棉被问题”定纷止争。
短短两三天，红会在舆论场再过了一次山车。风波渐渐平息，问题却并不因为风波的逝去而逝去。也只有真正面对了这些问题，这次舆论争议才会更加有意义。
从红会来看，专业性仍然是公众质疑的核心所在。放到此事件中，红会的专业性可以用“轻重缓急”来判断。起初质疑红会三伏天送棉被的声音中，特别在红会回应后，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否定送棉被的作用，而是从“轻重缓急”的角度认为红会办事死板教条、脱离实际。此前也确有媒体报道称，有重灾区干部表示，“棉被肯定是用不上的”。而从回应看，红会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轻重缓急”这个核心问题，更多的集中在棉被的有用性上。如果说，中国红会总会赈济救护部副部长杨绪生为质疑者和公众进行了一番救灾常识普及，广东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以后用得上棉被”之说，无疑暴露了红会所存在的问题。而根据网民提供的其它质疑证据，红会包括其他社会组织，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管理问题和救灾机制的短板”、“驴唇不对马嘴”等“不专业”的问题。棉被问题或许可以过去，甚至应该过去，但社会组织运作不专业的问题，不应该过去，也不能过去。
从媒体来看，报道的专业与否，直接影响着救灾的进展。在此次事件中，能否准确反映灾情和灾民所需，能否准确报道红会等组织的救助措施，是检验媒体是否专业的关键。在灾情报道方面，红会送棉被事件曝光后，在不掌握全部灾情的情况下，采访个别地方干部进行“求证”时，是否应该在表达上有所限制？在救灾措施报道方面，媒体通过“三伏天送棉被”抓眼球以引起关注，可以理解，但媒体却不应止步于此。针对某媒体从业者对“三伏天送棉被”的质疑，主持人玉昆就曾反问：救灾物资是否只有棉被，其他都没有？救灾物资的调配可能有分工。如果某单位只送了水，我们也可以质疑为何不送粮？有人送了药被指为什么不送水？很显然，这些都是媒体及其从业者在报道时应该“兼顾”的问题。
从网民来看，对“三伏天送棉被”的质疑无疑已经形成一种路径依赖。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红会”已然被贴上了缺乏公信力的网络标签。况且，“三伏天送棉被”明显有违常识，不质疑才怪。问题是，常识本身是否可靠？在互联网这个公共话题讨论的空间，质疑有没有规则？这正是此次风波带来的思考。一般来说，质疑是网民的权利，尤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合理的质疑反而能够推动信息流动，实现良性建设。但是，质疑应该与求证结合起来，不是为了质疑而质疑。否则，质疑就可能陷入“另一种形式的集体性盲目”，变得毫无意义。因此，网民是否具备反思能力，是此次事件对网民的一次检验。网民是网络舆论场最为活跃的群体，建立良好的沟通平台和对话规则，有赖于每个网民的自省、自觉和自我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