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鹏 受访者供图
>> 人物简介
易鹏，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同时为中央电视台特约财经评论员、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作家、CCTV、央广经济之声特约财经评论员、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的特邀撰稿人。
>> 人物观点
中国城镇化的意思已经变了，未来的人必定会往城市走。现在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不愿意回去了，也回不去了，回去了也种不了田，所以将农业作为中国稳定“蓄水池”的作用会越来越削弱。中国的城镇化不太可能搞高福利，只能满足基本福利，所以未来全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必然是低水平的。
去年12月中旬，伴随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召开，“新型城镇化”的框架路径也日渐明晰。然而，新型城镇化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重点在哪儿？推行城镇化还要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
多年来，媒体有关新型城镇化的解读中，易鹏的分析频频见诸报端。这些分析常常被认为及时理清了中央新经济政策的核心，也释放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清晰轮廓。
1月5日上午，易鹏来到西安并推广其新书《中国新路——新型城镇化路径》。之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
访谈次日，西咸新区经国务院批复为国家级新区。作为新一届中央政府批复的首个国家级新区，西咸新区被认为是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的新落点，是中国试图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自测。
1月12日上午，再次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说，西咸新区的成立注定将加快古城西安发展的速度。
谈城镇化中国城镇化不太可能搞高福利
华商报：您多次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规律”，涉及到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如何理解这种提法所涵盖的变化？
易鹏：过去的城镇化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土地城镇化率远高于人口城镇化率；比如早期的“半城市化”当中，农民工不能享有公共服务的问题；再比如行政资源过于主导城市发展的级别问题、能源消耗过高等等，都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
今天的城镇化与以前作为“经济概念”的城镇化不同，未来的城镇化蕴含着政治、经济、社会、法学等多方面的内涵。总而言之，过去是发展的概念，未来是公平的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明确提出了要让人自由迁徙，换言之，基本公共服务要均等化，不管是北京人、西安人还是汉中人，要享受一个共同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华商报：说到农民问题，不知道您如何看待90后农民工身上的特点？例如打游戏、有精神消费。易鹏：中国城镇化的意思已经变了，未来的人必定会往城市走，现在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不愿意回去了，回去了也种不了田。所以，农业作为中国稳定“蓄水池”的作用会越来越削弱。
但这些人在城市并没有归属感，所以我们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否则，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就有个“倒逼”作用，正是这种风险倒逼城市化，让农民工进入城市，让资本进入农村、农业领域，提高农业的规模化水平。
但在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中国国情，中国的城镇化不太可能搞高福利，只能满足基本福利，所以未来全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必然是低水平的。华商报：您多次提到地方政府越来越“公司化”。那么如何把“公司化”转换为“公共服务化”？
易鹏：政府回归公共服务，需要充分尊重市场的作用，严格确定政府行为的边界。政府更多的职责是为市场提供服务，通过制度刚性避免政府乱作为，同时还要适应市场规律建立统一有序、开放的市场体系。让市场来主导，政府想公司化也很难。
谈挑战新型城镇化推进伴随着四大风险
华商报：除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行城镇化还要面临哪些挑战？
易鹏：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实质上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是制度层面的一次大改革。这种改革将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具体路径选择。这个过程伴随着四大风险：其一是过去的经济增长崇拜，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盲目投资以及地方巨额负债；其二伴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张和耕地减少，农业可能陷入凋零；其三，城市承载能力不够导致的“贫民窟化和流民化”；其四为刻意追求城镇化率的风险。
华商报：您将城镇化的主导者、地方官员分为三种类型，例如“迷茫型”、“揣着明白装糊涂型”和“敢于先行先试型”，如何建立一种制度上的驱动与考核机制，科学地引导城镇化？
易鹏：我认为，干部考核，一要调整考核制度，二要加大社会监督。一方面，新型城镇化更强调“软”的建设，需要的是制度改革，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另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技术的绿色升级，所以建议不要把城镇化率作为地方政府的考核内容；另一方面，很多地方政府建设城镇化的思维还不太清晰，对城镇化存在着误读；同时，还要有制度配套，例如避免新城开发冲动，必须在户籍、财税、土地、行政、投融资等方面推进实实在在的改革。
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改革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我相信新的考核体系将会是全方位的，比如，万元GDP能耗、服务业比重、民生投入，社会保障等。同时这种考核体系，要给予敢于以新型城镇化理念进行先行先试的地方官员关注和重视。
谈房价如果“大雁塔不发射”我想在西安买房
华商报：您的新书《中国新路》描绘出下一阶段的新型城镇化思路，包括大城市人口的持续增加和大型城市群的形成。也就是说包括西安房价回落的希望不是很大？
易鹏：房价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比如货币的发行量。城镇化会出现更多的人口聚集，这个潮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所以人口不断向大城市聚集的趋势短期内很难改变。这种情况下，一线城市的房价可能还会涨。二线三线城市，如果不是旅游、文化、口岸城市特殊要素的话，房价要往下走。
这种情况下，在陕西买房的人很可能在西安买，西安的房价可能还要往上涨，而榆林这样的城市房价可能会跌，所以房价最高的还是西安。陕北人即使很有钱，要买房还要在北京和西安。因为这两个地方有最好的公共服务。但新型城镇化对房地产企业的综合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既要低成本，又要建设速度快、技术含量高。这种趋势下，未来30%至50%的房地产企业会出局。
如果“大雁塔不发射”，老百姓能抬头看得见晴天，低头看到大唐芙蓉园，换句话讲看得见秦岭、记得住大唐盛世的乡愁。坦白讲，本人是有意在西安购房的，但那要等到西安的空气质量更好以后。
谈西咸新区西安完全可以成为最有能力的城市群中心
华商报：西咸新区近日获批国家级新区，这会给西安带来哪些发展机遇？
易鹏：一线城市之所以聚集这么多人，因为它比别的城市能够给普通人带来更多的收入和机会。实际上，我们不能追求最优路径，只能找一个次优路径。新一轮城镇化也一样，就是要妥协为城市群，把大中小城市融合发展，找到增长点。
未来城镇化率将超过70%，10亿人会生活在城市里，其中70%生活在城市群里。未来城市群中，最有可能发展的有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当然还有关中城市群。现在西安和咸阳加起来有1000多万人。从GDP、人口和对周边的带动能力来看，关中城市群会有更多机会。换言之，西咸新区将成为连接关中城市群和大西安发展的支点。西安完全可以成为最有能力的城市群的中心，除了地铁和连接关中城市群的快速轨道交通，西安还可以打造一个大中原“东三角”；第二，可以和成渝成为“西三角”。美国3亿人有3个城市群，日本1亿人有3个，中国十多亿人只有3个城市群，可能HOLD不住。
另一个因素是未来西安到成都的高铁开通，以及在通航产业的条件下，西安到太原只需40分钟。所以，从战略角度来讲，陕西要毫不犹豫做大关中城市群，尤其将其大西安做大，博弈中国经济第四极。
华商报：西咸新区成立后，未来西安如何保持丝绸之路起点的优势？有哪些问题需要改善？
易鹏：西咸新区的升格，意味着国家向西开放力度在加大。但4000多亿的GDP即使在西部地区也不算最高的。西安的服务业占比高，已经过了50%，一个原因是工业比值过低，所以西安可能还得经历一个“再工业化”的阶段。近两年来，包括三星项目在内的工业项目落户西安，也是这种着眼点。一个几十万人的城市可以靠旅游文化来支撑，但支撑800多万人不够。
第二个原因，西安的教育科技产业水平很高，但科研高新产业并不发达。你看深圳，它没有科研院所，也没有名牌大学，但科技产业很发达，它怎么做到的？原因有二，一是培育高新产业的市场体系。比如说将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制造销售、市场理念；第二个是创新氛围，自我否定、自我扬弃，培育创新精神的理念的观点。
总之，我每次来西安总会充满激情和感情，这个城市厚度太厚、沉淀太深。西安作为文化古城，在新时代城市化的路怎么走？在唐长安时期，有文献记载当时长安的城市化率在10%，也有文献记载为20%，但不管怎么说，是当时世界公认最高的。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才17.98%，现在是52%。中国的城镇化率提高，换句话说，就是在技术的条件下“梦回大唐”。
（原标题：未来的城镇化重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