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抵抗”是左派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提出的概念，其在1959－1969年间论述所谓古老的反叛形式的三部著述《原始的抵抗》、《绿林好汉》、《斯温队长》即是对“原始抵抗”的注解。霍布斯鲍姆研究的对象主要是19世纪、20世纪初处于本国封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双重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革命，包括发生在工业国家的反资本主义、毁坏机器、烧工厂的“卢德运动”，效法“斯温队长”传说的农业劳动者暴动，以及发生在殖民地的新千禧年主义运动等。他将这些被人们认为落后、愚笨的运动重新引入研究范畴，并且认为它们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原始的抵抗是整个抗争中最初始的形态。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复杂的、计划周密的反抗已经被形形色色的研究范式剖析警示，而处于抗争初期，出于抗争者个人认知、情感的原始抵抗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原始的抵抗因为“脱离联结”而表现出最纯净的状态，愤怒、恐惧的拦路，缠、打、砸化工厂和祈求恩典的跪拜都是农民传统认知和经验的最直接表现。“原始抵抗”的洞察力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原始的抗争行为具有自发性、传统性、去组织化、弱政治性等特点，农民抗争是一个时间序列的过程，应考虑抗争初期基于农民自身思维的行为，而不仅仅注重受外界影响后的策略性抵抗。在现在的抗争事件中，预设的条件往往使农民“被组织化”、“被政治化”、“被策略化”，即使在某次抗争中有原始抵抗，也会很快地被外界的作用力包裹，显现各式的策略性抵抗，因之，这种方式并不为人所关注。关于策略性的抵抗如“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反抗方式，确实为农民群体性抗争带来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离抗争问题的解决还有一些距离，标本难治。从古至今，乡土社会中矛盾的根本解决大多基于农民自身的发现创造、自身产生的行为方式的调整和重构，而不是外界赋予的，应该关注农民对矛盾的创造性的解决能力。

第二，原始抵抗也可能演化为激烈的群体性抗争，某些抵抗也可能成为一定的政治力量，成为威胁地方社会秩序的因素。霍布斯邦姆以发展中国家原始抵抗的事实来警示这些行为的作用力。在海村，村民抗争初期的打闹、拉扯、谩骂、拦路、跪市长，是在无引导、无意识中自然表现的行为方式，看似简单、“落后”，实则暗含相当的影响力。这种方式往往潜存于村民深层意识当中，是最易想到、最易实施的行为。村民们通过最直接的方式保护自己，尽管杂乱，但若地方政府对这些行动背后的合理诉求置之不理或处理不当，就极易引发恶性群体性抗争事件，如底层冤情的联结，群体性“打、砸、抢”现象的发生。

第三，作为心理上的表达，支撑原始抵抗的是村民在村落社会中自然习得的价值体系，传统村社文化与情感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作用于村民认知，进而影响村民行为。村民依照他们自己的想法，用最简单、最易实行且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施行抵抗，在抗争初期用原始的手段自发地维护生存环境，折射了过去长久存于他们意识中的经验和规则，是村民出于对环境危害觉知而产生的恐惧。村民以过往的经验躲避灾祸，以实际行动的效用再决定他们的行为取向，重构他们的认知和意义，判定行为的效用，这种重构是理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回归，包含了抵抗、延续和反思等因素。

传统政治文化“无意识”的延续性和控制力，认知的“在场性”和对技术社会风险性的质疑都是乡土社会村民的思维结构特征的体现。在农民研究的范畴中，基于农民自身基础上的传统认知、情感和行动需要再次被认识，而基于村社传统认知所形成的原始抵抗，作为抗争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种取向的重要体现，是在最纯净状态下乡土社会结构的自然表达。（节选自《李晨璐赵旭东：群体性事件中的原始抵抗——以浙东海村环境抗争事件为例》，来源：爱思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