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有必要找找那些“黄世仁”，大学的债是怎么欠下的，到底是谁把大学逼成了“杨白劳”？

　　“满脑子都是债务，被人追得跟杨白劳一样，哪有心思办大学？”山东省省长姜大明近日参加该省政协会议分组讨论时，再次提及高校债务问题。他尖锐批评：现在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房地产商在办大学了。要赶紧把债还了，轻装上阵，别让大学像杨白劳。(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杨白劳”的比喻非常贴切，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当下高校发展的困境。认识好几位校长，他们的处境确如杨白劳一样，校长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四处筹钱化缘，还学校欠下的各种债务。

　　名牌大学有政府高投入保障，还不至于捉襟见肘四处化缘，一些缺乏政府投入的地方高校，因扩张而负债累累，已经不只是杨白劳那么悲惨了，早就走在破产的边缘——不是政府兜着，早就破产了。比如甘肃和吉林的一些高校。

　　政府要替大学还债，让大学不必再像杨白劳那样了，而是轻装上阵，这当然是莫大的善政——都说大学应该独立，教育应该自主，可一个被沉重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被人追得跟“杨白劳”一样的大学，是没有办法独立的。帮忙还债减压是应该的，可这种债不能还得不明不白，不能让这笔债务成为一笔糊涂账。

　　换句话说，首先有必要找找那些“黄世仁”，大学的债是怎么欠下的，到底是谁把大学逼成了“杨白劳”？

　　有人说，政府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给大学擦屁股。这当然是不对的，如果大学是独立的、民办的，教育自主，自负盈亏，自己欠债自己还钱，当然无须政府埋单。可中国的公办大学缺乏这种独立性，无处不受到长官意志和行政权力的干预，校长不过是行政序列中的一个官员。大学的诸多决策，很多并非校长可以决定的，而是听命于行政权力。比如大学的合并，大学的扩招，大学的建设，大学的规模等等。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行政既然不断地干预干扰着大学的治理，也就需要为大学的债务兜底，不能推卸责任。

　　回首中国高校的欠债史：1997年，扩大内需，教育成为扩内需的一种手段，高校以贷款欠债为荣；1999年，高校开始扩招，开始圈地扩建，大兴土木，大建新校区，规模急剧膨胀，债务开始累积；到了并校风起的时候，浮夸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几个学校捏到一起，建更大校区，债务进一步扩张；再就是银校合作协议，一些商业银行给知名大学的授信额度达到了50亿元。显然，大学陷入债务危机的每一步，都能看到行政权力主导的清晰身影。

　　还有，大学为什么那么青睐建大楼，校长为什么成为房产商，很大一个问题就是教育评估的引导。

　　说这些，并非为大学推卸责任，那么多债务中，吃吃喝喝错误决策导致的浪费也有无数。关键是，这一切不能成为糊涂账。政府帮忙还债时，不能将这些责任都一笔勾销。黄世仁问题不解决，杨白劳就会层出不穷。(曹林)